“能动司法”作为现今司法理念的主导，其源于何处？笔者对此略作论述。

　　一、能动司法源于司法能动主义，是司法能动主义在司法过程中的具体运用和体现。

　　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民权运动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以克里斯托弗?沃尔夫为首席大法官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陆续作出了大量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判决，这些判决所体现出来的司法理念被概括为司法能动主义（Judicial Activism），主要涉及司法审查（违宪审查）、宪法解释、法官自由裁量权等方面。其特征有二：其一，形式上，法官充分行使自由裁量权，自由、灵活地解释宪法和法律；其二，实质上，将自然法和抽象的公平、正义理念注入现行宪法和法律，对公民基本权利给予超越法律的救济。①在法官造法和实行判例法的国家，体现司法能动主义的司法制度已然完备，但皆限于实体法的具体运用领域，并没有突破程序上的司法被动主义。

　　二、司法能动并非舶来品，对司法能动的尝试，我国早于美国，而且已有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

　　有学者认为，美国的司法能动始于20世纪50年代，在我国，直至2001年12月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才从多角度肯定了法官在举证责任分配、证据的审查判断、非法证据的排除、证明标准等方面的自由裁量权，从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司法的能动性特征。②

　　而笔者认为，发挥司法的能动性在我国早已有之：古有中华法系的“职权主义司法”，近有东方经验的“马锡武审判方式”……，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能动司法，但至少证明司法能动并非舶来品。在我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过程中，人民法院发挥司法的能动性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一、土地革命至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时期，发挥司法能动性，改变民国时期繁琐的司法程序，打击反革命行为，巩固革命成果，促进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二、上世纪50年代后期至1978年，否定司法的作用，司法处于混乱状态，彻底抑制司法能动性；三、1979年至上世纪90年代初期，恢复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司法能动性得以较低程度地发挥；四、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8年，以“转变司法职能”为主要内容，探索对行政的监督，着重治理腐败，为建立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服务，强调和追求“司法独立”、“司法权威”和“司法被动”，忽视和抑制司法的主动性，司法的主动性仅体现为“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司法解释权”③ ；五、2009年至今，正确审视我国包括司法现状在内的国情，重新重视我国司法参与社会治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将“发挥司法的能动性”升华为“能动司法”，其具体表现是：司法为民，深入基层和群众，送法上门，大量进行巡回审理，方便当事人诉讼；形成大调解格局，强调案结事了；主动清理执行积案，争取执行救助金和积极参与综治维稳工作等。司法功能的定位由“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屏障”转变为“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