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壤污染刑事责任探究
蒋兰香
【摘要】 土壤污染在我国已经成为制约农业发展、阻碍农业生态化、危害人类健康、破坏土地资源的罪魁恶首。面对土壤污染问题，我国仅在《
环境保护法》及《
土地管理法》、《
土地管理法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中规定了一些比较笼统的控制措施，并无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进行规制。在土壤污染成为我国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时，《土壤污染防治法》呼之欲出。制定一部法律，相关的制度、措施、责任等问题的基础性研究必不可少。土壤污染刑事责任虽然只是法律责任中一部分内容，但仍然应当进行深入的研究。
【全文】
一、刑事控制手段介入土壤污染的必要性
土壤一般是指地球陆地表面具有肥力、能够生长植物的疏松表层，它是地球表面上的附着物。土壤污染是指进入土壤中的有害、有毒物质超出土壤的自净能力，导致土壤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性质发生改变。污染土壤的直接后果是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和土壤的质量，进而影响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和利用。引起土壤污染的污染源主要有：1、污水灌溉；2、固体废弃物的农业利用；3、空气污染对土壤环境的影响；4、农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等。从生态学的观点看，土壤是物质的分解者(主要是土壤微生物)的栖息场所，是物质循环的主要环节；从环境污染的观点看，土壤既是污染的场所，也是缓和和减少污染的场所。
土壤污染引起的危害相当严重：
1、直接导致食物品质不断下降。有些地方粮食、蔬菜、水果等食物中镉、铬、砷、铅等重金属含量超标或接近临界值。除了影响食物的卫生品质以外，土壤污染也明显影响农作物的其他品质，有些地区的灌溉已经使得蔬菜的味道变差、易烂，甚至出现难闻的异味；农产品的储藏品质和加工品质也不能满足深加工的要求。
2、造成的经济损失难以估计。据了解，由于农药和有机物污染、放射性污染、病原菌污染等其它类型的土壤污染所导致的经济损失尚难以估计。但全国每年就因重金属污染而减产粮食１０００多万吨，另外被重金属污染的粮食每年也多达１２００万吨，合计经济损失至少２００亿元。据中科院生态所孙铁珩院士的资料，目前我国受镉、砷、铬、铅等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近２０００万公顷，约占耕地总面积的１／５；其中工业“三废”污染耕地１０００万公顷，污水灌溉的农田面积已达３３０多万公顷。[1]这一数字已经令人触目惊心。
3、污染土壤的行为已经危及到土地资源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一定程度上说，由于生态系统的循环性，土壤污染已经开始直接危及人类生存的根基，危害人类的身心健康，影响社会、经济、人口、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土壤污染的严重危害性使得世界各国十分重视对土壤污染的治理，采取各种措施控制土壤污染，法律控制就是其中途径之一。法律手段控制土壤污染是土壤生态化的必然要求。在法律手段中，除了民事的、行政的手段外，还有刑事的手段。我国已经制定并实施的《土地复垦规定》、《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对执行<土地复垦规定>有关问题请示的批复》、《关于加强重点交通干线 、流域及旅游景区塑料包装废物管理的若干意见》、《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矿产资源法》、《
草原法》、《
环境保护法》、《
防沙治沙法》、《
水土保持法》、《
土地管理法》、《
水污染防治法》、《
大气污染防治法》、《民法》、《
刑法》、《
宪法》等法律法规对造成土壤污染的某些污染源、一定范围内的污染、已经污染或破坏了的土壤的修复与治理等方面都做了一些规定。且从世界各国法律控制的情况看，一般首先采取行政制裁措施，通过行政手段规制土壤污染，其次通过民事制裁措施，最后才动用
刑法手段。因为“行政制裁在管制的‘效率’上显然优于刑事制裁。然而，两者的选择仍然必需视非难性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而定。在非难性非常重要的情形，此一重要性应与效率性作权衡。在非难性不重要的情形，基于执行有效性的考虑，应慎重考虑各种非刑罚制裁，而非钟情于刑罚。”[3]我国法律控制的情况也是大抵如此。因为
刑法涉足社会生活越深、越广，就意味着公民所拥有的权利、自由也就愈狭小，其中也就愈潜藏着更大的侵犯人权的危险。我国没有专门对土壤污染行为进行规制的法律法规，仅在《
土地管理法》、《
土地管理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中从保护的视角以及宏观调控的视角规定了一些制度。另外，由于行政法律法规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4]，民事法律控制土壤污染的情况也不理想，甚至没有建立最起码的环境民事诉讼机制，故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指望通过
刑法手段治理环境，控制土壤污染。正如台湾学者叶俊荣所言：“由于刑罚建立在社会的非难性，刑罚的引用也因而能够满足社会的正义感。此种机能很难由其它因应措施所取代。”[5]正是在此种意义上，
刑法介入土壤问题的防治就尤为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