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局认为，根据陈某多位同事的陈述，陈某5月2日的症状与5月3日的症状差不多，其发病是一个连续的、发展的过程，完全可以证明陈某5月3日的病情是其5月2日病情的加重。

　　其实，行政机关对其具体行政行为承担举证责任是行政诉讼领域的常识，因此，本案应由社保局承担举证责任，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保局的证据能否证明陈某前后病情存在联系。本案虽没有陈某5月2日的就诊记录，但是根据陈某多位同事的陈述，陈某5月2日与5月3日的症状存在一致性，且5月2日身体不适与5月3日的突发疾病相隔不到12个小时，从日常生活经验来看，完全可以说明陈某5月3日的病情是其5月2日病情的加重结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八条“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的事实”“可以直接认定”的规定，可以证明陈某5月3日的病情是其5月2日病情的延续和加重。当然，如果公司提供反证，足以证明陈某5月3日的病情与其5月2日的病情无关（例如，陈某下班后感染H1N1医治无效死亡），则可以推翻上述日常经验法则，但本案公司没有提供任何对抗证据。

　　关于第二个问题，公司方认为身体不适最多只能视为疾病，但是不属于突发疾病。从《工伤保险条例》本身的措辞来说，“突发疾病死亡”、“突发疾病在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无不表明突发疾病中“突发性、剧烈性和严重性”，陈某5月2日虽有身体不适，但是并无大碍，不能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突发疾病”。

　　社保局认为《工伤保险条例》并没有对疾病的种类和程度作出特别的规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劳社部函【2004】256号）第三条中对“突发疾病”也作了解释，认为“这里的‘突发疾病’包括各种疾病。‘48’小时的起算时间，以医疗机构的初次诊断时间作为突发疾病的起算时间”，据此可以断定身体不适也属于突发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