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法院在Commission v.Italy案中的这一立场颇为令人玩味。几近外交辞令的判决表明其处于某种“精神分裂”的困境中：它一方面担心各国国内法院会有意或者无意地忽视共同体法，因此希望通过一定的方式预防、督促和监督它们，比如在本案中，通过明确谴责“意大利利用司法违反共同体法”，其维护了共同体法的有效性和统一性；但另一方面又希望保留与这些法院的友好合作关系，而不愿或者不敢严厉地批评它们，比如其在本案中宣布自己保持中立，而将审查国内法律是否符合共同体法的权力拱手让给意大利法院。
很显然，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如果欧洲法院过于严厉地批评它在成员国境内的合作者和对话者的话，其自身以及共同体法律秩序就将面临危机。毕竟国内法院是“通过法律实现欧洲一体化”的促进者和具体承担者——它们不仅担当着在国内法律秩序中保护共同体法统一性的重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藉由先决裁判制度，它们开启了“司法对话”的大门，给欧洲法院提供了发挥自己功能和作用的机会，[63]要知道，直到今天，“先决裁判”的启动权依然只掌握在国内法院而非诉讼当事人的手中。因此，即便是欧洲法院有将自己变成最高法院的雄心，它也必须让国内法院相信，自己只是一个平等的合作者而非至高无上的命令者。
四、“真诚合作关系”：终结还是继续？
上述的历史发展表明，当初在成员国法律传统哺育下不断成长的欧共体法以及欧盟法，今天不但成为了独立的法律秩序，而且越来越具有进攻性和侵略性；共同体法不但已经成为所有成员国法律体系的一个部分，而且越来越多地开始影响成员国法律制度的发展，这使得50多年前共同体刚成立时所存在的两种法律体系之间的边界也日益模糊不清。
这种发展态势自然是欧洲一体化（特别是法律一体化）进程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表现，因而值得那些期待“欧盟成为一个国家”的支持者欢呼雀跃；但当欧洲法院通过直接效力、共同体法的至上性等原则提高共同体法有效性和统一性的时候，它同时逐渐消除了共同体法律秩序与国内法律秩序之间的区别，这让那些珍视自己法律文化和传统的国家以及民众十分惊慌和不满；而当欧洲法院仅仅从共同体法律秩序以及自身的判例法出发向国内法院下达命令（保护共同体法的有效性），却不考虑成员国法律秩序以及其所下达的命令的实施难度时，怀疑和不满就可能会转化为某种消极，甚至公然抵制的动力。[64]毫无疑问，这将危及欧盟法律一体化的进程。要知道，共同体法律秩序正当性和有效性的根基主要是建立在欧洲法院的判例法上，[65]而且尽管欧盟的经济、法律乃至政治一体化不断发展，但今天的欧盟依然并非一个独立的国家，甚至连邦联制的要素都无法满足，[66]所以不能用美利坚式的或者中国式的观点来看待成员国法律秩序与欧盟法律秩序之间的关系。
针对上述困境，一些学者纷纷献计献策，试图找到可能的出路。weiler教授认为，要走出这种困局，就应当在共同体内部设立一个类似法国宪法委员会的机构，专门负责审查那些已经通过但是尚没有实施的共同体法的合法性，为此可以任命欧洲法院的院长兼任其院长，而各成员国宪法法院的法官或者相当于
宪法法院法官的人士担任该委员会的成员。他希望这一机构一方面能够将上述的争议从纯粹的政治领域割除并转换成为技术问题，另一方面希望能够拥有创造一个享有更高威望且权力广泛的法院。[67]
简·科马雷克（Jan Komarek）教授则呼吁人们牢记的佩尼斯（Pernice） 教授关于共同体法律秩序的多元体系“包含了欧洲和成员国两个互补的
宪法层次，它们相互交融，相互依赖” 的告诫，[68]要求欧洲法院言行一致，在判决时候更加严肃地考虑成员国以及他们法律秩序，而不是简单地不分场合地追求自己预定的目标，并真正落实自己曾作出的“共同体法并不应当在所有的案件中都优于国内法”的承诺。[69] 这种被Komarek教授称为是“超国家主义的司法协商” （judicial deliberative supranationalism）的进路，否定共同体法律秩序中存在法律秩序的等级制度，要求欧洲法院将成员国国内法律秩序看作是与共同体法律秩序平行的，而非下级或较低等级的法律秩序；当然，欧洲法院也要将自己与国内法院放在一个层级上予以尊重，然后彼此进行真诚的合作（sincere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这意味着，欧洲法院在进行推理和论证时就不能仅仅依靠“至上性”和“直接效力”原则，更重要的是，要在反复协调权衡之后实现对两种法律制度的合理性和一致性的共同满足。
上文提到的那位见证了欧共体成长为一个法律共同体的德国前欧共体首席谈判代表格洛本先生曾在回忆录中写道，
当时（建立欧洲共同体之时），只有极少数人意识到，欧共体条约所建立的不仅仅是一个欧洲的民事和行政法院，更为重要的是一个
宪法法院，而且该法院的判决必将对共同体的
宪法，以及共同体与其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产生深远影响。[70]
应当说，直到今天这依然一个极富想象力且极为大胆的论断，因为《里斯本条约》并没有接受weiler等人关于在共同体内设立一个类似法国宪法委员会机构的建议，欧洲法院也并没有在制度上成为欧盟的最高法院和
宪法法院，然而它却肩负着维护共同体法律秩序并加快欧洲法律一体化进程的重任。如此看来，欧洲法院要想完成自己的使命，就不仅需要不断抑制自己想要成为“欧盟的最高法院和
宪法法院”的冲动，而且还需要不断地运用自己的智慧、勇气和想象力了。[71]
【作者简介】
程雪阳，郑州大学与格罗宁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Groningen，the Netherlands）联合培养
宪法与行政法专业
宪法与行政法博士研究生。
【注释】荷兰格罗宁根发展研究中心(the center of development studies of University of Groningen )为本文的撰写提供的良好科研环境，格罗宁根大学法学院Jeanne Pia Mifsud Bonnic开设的Seminar in EU constitu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law课程，以及在课堂上与Matthijs van Wolferen, Sanne van der Schors, Susan Andriessen等7名来自各国的研究生同学的讨论让我收获甚多，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为什么欧共体（欧盟）层面司法审查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没有受到太多民主正当性的质疑，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共同体组织和诸多成员国的欢迎呢？Federico Mancini教授认为：首先，对于司法审查的反对通常起源于其“反多数”的本质，即非民选的法官却可以推翻民选立法机关的法律，但是在欧共体层面，欧洲议会的直接选举直到1979年才得以实现，虽然《里斯本条约》之后，欧洲议会对欧盟决策的影响力得到提升，但最重要的决策依然主要由各国首脑组成的欧洲理事会做出——于是，欧盟层面的“反多数”实际上是反“多数成员国”而非“欧洲人民及其代表”，这无疑减轻了人们对此正当性的关注；其次，欧共体和欧盟行政组织的权力与日俱增，如果不对这些行政权力进行司法审查，无疑不利于共同体的健康发展；再次，欧洲法院宣布说自己只审查共同体组织的公权力行为，而并不涉及成员国政府的权力，这无疑减轻了来自各国政府的压力；最后，欧洲法院所审理的一些关于基本人权方面的案件往往起源于经济因素或者较为技术性，并不涉及较为敏感的领域，因此欧洲法院的司法审查并没有成为“反多数民主”争论的焦点。See G. Federico Mancini, The Making of a Constitution for Europe, 26 Common Market Law Review. 595, 608-09,1989, p. 597.上述的四个理由对于解释欧洲法院早期的司法审查实践是有说服力的，不过，应当看到，1970年代以后，当欧洲法院依照共同体的基本人权标准来审查成员国的公权力行为时，前三个理由中的前两个就并不完全真实了，而当欧洲法院裁决一些在成员国尚无法取得共识因此颇有争议的案件时，第四理由的基础也并不牢固了。不过，到目前为止，欧洲法院司法审查制度的民主正当性依然并非人们关注和讨论的热点问题。See Manfred A. Dauses, The Protection of Fundamental Rights in the Community Legal Order, 10 European Law Review,1985; Sionaidh, Douglas-Scott, Constitutional Law of the European Union, Harlow : Pearson/Longman, 2002, pp.431-438.
国内关于欧洲法院司法审查具体的诉讼模式的出色研究可以参见赵西巨：《欧盟法中的司法审查制度：对<欧共体条约>第230条的释读——以欧洲法院的判决为视角》,载《北大法律评论》第6卷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比如1957年的《罗马条约》（后更名为《关于欧盟之运作条约》，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1992年签署并于1993年生效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Treaty on European Union）就被看做是带有
宪法性质的基础条约。2005年欧盟
宪法夭折后，欧盟成员国通过了《里斯本条约》，该条约更是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没有
宪法形式，但是具有
宪法实质”的
宪法性条约，相关分析可以参见Jeremy Lever , The treaty establishing a constitution for Europe, 28 Fordham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1091,2005; Gian Luigi Tosato, The shape of post-Lisbon Europe, in Stefano Micossl & Gian Luigi Tosato(ed.) The European Union in the 21st Century: perspectives from the Linson treaty Centre for European Policy Studies, Brussels,2009, pp.271-285.
Jurgen Schwarze, Concept and Perspectives of European Community Law, EPL 1999, 227, at 229.
See H von der Groeben, Aufbaujahre der Europ?ischen Gemeinschaft ,Baden-Baden, 1982, p.264. 格洛本先生不但是联邦德国驻欧共体首席谈判代表，而且后来还成为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的一位成员。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位记者和社会学家。另外需要说明的是，1952年《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签署后，依照条约的规定，成员国在煤炭共同体内部设立了法院，而1957年《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建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签署后，也各自设立了专门的共同体法院。为了保证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机构的协调统一，各成员国在1957年签署了《欧洲各共同体有关共同机构的条约》，根据该条约的规定，三个共同体拥有了共同的机构，并且各自拥有的法院也被合并为单一的欧洲法院，统一行使三个条约分别赋予各自共同体法院的司法管辖权。
直到今天，欧洲法院内部的工作语言也是法语，而且提交到欧洲法院的任何法律文书如果不是法文写成的，也必须首先译为法文，才能进入工作程序。
Lord Scarman, English Law--The New Dimension, The Hamlyn Lectures No 26, London: Stevens & Sons Ltd. 1974, p.23.
J Schwarze, The Role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in Shaping Legal Standards for Administrative Action in the Member States: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D O''Keeffe (ed), Liber Amicorum in Honour of Lord Slynn of Hadley, Vol. I, Judicial Review in European Union Law (The Hague/London/Boston, 2000), p .447.
Schwarze, European Administrative Law ,London: Sweet & Maxwell, 1992, p1173 et seq. 施瓦兹（Schwarze）教授认为，欧洲法院的这一意见明显受到了法国民法典的影响，因为法国民法典第4条规定“法官借口法律无规定、不明确或者不完备而拒绝审判者，以拒绝审判罪追诉之。”(‘Le juge qui refusera de juger, sous prétexte de silence, de l''obscurité ou de l''insuffisance de la loi, pourra être poursuivi comme coupable de déni de justice.)
Id, p.4 et seq.
为了让欧洲法院的工作更加高效和权威，欧共体条约为欧洲法院建立了法律顾问制度，用以辅佐欧洲法院法官进行案件判决。这些法律顾问可以就案件的事实和法律问题对诉讼当事人进行调查，并在法官判决之前，给出自己独立且公正的法律意见。与欧洲法院的法官们不同，法律顾问所提交的法律意见是单个署名且并不拘泥与案件本身的，他们可以就与案件相关但更为广泛且更为普遍的问题进行讨论。当然了，这些意见并不具有法律效力，既不是法院判决的组成部分，也不能约束法院的判决，当然，毫无疑问的是，它们将对法院的判决产生巨大的影响。在《里斯本条约》（the Lisbon Treaty）生效之前，欧洲法院共有8个法律顾问席位，其中5个席位由5个大国任命（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剩余3个则由剩余22个小国按照字母排序轮流任命。不过，波兰认为自己仅仅比西班牙略小一点，因此一直积极寻求任命一位法律顾问的权利。 2009年12月，《里斯本条约》生效后，欧洲法院的法律顾问席位增加到了11个，其中6个席位将被6个大国任命（5大国，加上波兰），其他5个席位将在剩余小国间轮换。
当然，英国法律理念对欧共体法律发展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在上述领域，比如Slynn 勋爵在其担任欧洲法院的法律顾问期间，就以自身深刻且渊博的思想对欧洲法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他在处理一些像“共同体法律中的良善行政”（good administration in Community law）以及不成文的法律强制性规则如何实施等几个重要的案件时所提交的法律意见就说明了这一点。参见Case 64/82, Tradax Graanhandel v Commission ECR 1359, Conclusions by AG Slynn at 1381 et seq.
Case C-69/90, Nakajima All Precision Co Ltd ECR I-2069 at 2202.
Case26/62,Van Gend and Loos v. Nederlandse Administratie der Belastingen ECR1.关于“直接效力原则”的详细讨论可以参见J.H.Jans, , Europeanisation of Public law, Groningen : Europa Law Publishing,Chapter2.
Case44/79, Hauer v. Land Rheinland-Pfalz ECR 3,727 at 3,744(黑体字部分)
Case C-159/90,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Unborn Children Ireland Ltd v. Stephen Grogan et al. ECR 1-4,685.
Case (8/55), Fédération charbonnière de Belgique v ECSC High Authority ECR 245, at 277.
See GC Rodríguez Iglesias, ‘Zur “Verfassung” der Europ?ischen Gemeinschaft’; and U Everling, ‘Die Gerichtsbarkeit in der erweiterten Europ?ischen Union’, in Schwarze (ed), Verfassungsrecht und Verfassungsgerichtsbarkeit im Zeichen Europas (Baden-Baden, 1998), p45 ,199. 转引自Jurgen Schwarze, Judicial review in EC law -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and the actual legal situation,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Vol.51, nr.1 (2002), p.21.
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Report of the Court of Justice on certain aspects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Luxembourg, May 1995, point 11.
Jan Komarek, Federal elements in the Community Judicial system:Building coherence in the community legal order, Common Market Law Review, Vol. 42, 2005, p.9.
《建立欧共体条约》第 234条规定“（1）欧洲法院对以下事项有做出先决裁判的权力：（a）条约的解释；（b）确认欧共体组织和欧洲中央银行（ECB）法令的合法性，并对之进行解释；（c）如果部长理事会（又称欧盟理事会，the Council）制定的欧洲共同体法令有规定，则对其进行解释；（2）当成员国法院、法庭认为欧洲法院对某一问题的判决有助于其做出本案判决时，它们可以（may）将相关问题提交欧洲法院，请求后者做出先决裁判；（3）当成员国国内法院、法庭需要以欧洲法院的判决为依据来做出国内法上的终审判决时（there is no judicial remedy under national law），该法院、法庭应当（shall）将这些问题提交欧洲法院，请求其做出先决裁判。”
与中国大陆法院系统内“逐级请示制度”不同，（1）共同体境内的所有法院都可以直接依据《建立欧共体条约》（EC treaty）第 234条向欧洲法院提起先决裁判申请；（2）先决裁判的效力超越了具体诉讼本身，具有判例法的性质——首先，成员国法院不能就欧洲法院已经裁决过的同样法律问题再次请求裁决，对于重复提出的问题，欧洲法院往往在告知提问法院并听取当事人意见后，以裁定的形式结案，并在裁定中附上以前的判决意见；其次，成员国法院可以依据欧洲法院在先决裁判中做出的不合法宣告来处理具体的案件，这意味着欧洲法院的先决裁判具有法源的效力，如果先决裁判确认某项欧共体法令或者成员国法律不合法，那么任何成员国法院在任何涉及该欧共体法令或者成员国法律的合法性问题的案件中都可以径直引用；最后，如果一些成员国法院不接受先决裁判，可能引起针对该国的责任之诉。可见，针对某一诉讼提出的先决问题，其先决裁判具有广泛的既判效力；（3）依据欧洲法院的判例法，何为共同体条约中所提及的“成员国法院”(Any "court or tribunal of Member State" )是由共同体法而非成员国国内法决定的。实际上，为了扩大案源（当然也是为了能够统一适用共同体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欧洲法院总是尽可能地对此一条款采取扩张解释，在1980年的一个判例中，其认为荷兰皇家医学会下属建立的一个旨在促进医学发展的机构属于条约所规定的“成员国法院”，尽管该机构是一个私人组织；而到了1996年，其试图建立一套相应的判断标准，并认为以下六个因素应当考虑：（1）是否依法建立；（2）该机构是否具有长久性；（3）该机构的裁判权是否具有长久性；（4）其裁决程序是否包含当事人的平等对抗程序；（5）其是否依照法治原则运作(it applies rules of law)；以及（6）它是否独立。See Case C-24/92, Corbiau v Administration des Contributions ECR I-1277, at para. 15; C. Case 346/80, Broekmeulen v Huisarts Registratie Commissie. ECR 2311; Case C-54/96 Dorsch Consult Ingenieurgesellschaft v Bundesbaugesellschaft Berlin ECR I-04961 at 23.
对于基本权利保护的缺乏可以追溯到建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巴黎条约》，当时的起草者在很大程度上认为“欧洲煤钢共同体只涉及煤炭和钢铁生产的技术领域，而于公民的基本权利无关。”尽管到了欧洲经济共同体签定时，起草者已经开始认识到共同体组织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可能性，不过最初的那些成员国还是担心如果将一项“权利法案”纳入《罗马条约》的话，共同体的权力可能会大大扩张，比如欧洲法院通过解释没有明确禁止其不得从事的人权保护事务，来扩张自身的司法管辖权。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对于这两项条约的起草者来说，在当时并没有欧共体法的“直接效力原则”和“至高性原则”的前提下——这两项原则是欧洲法院在差不多十年之后才通过判例建立的，依然由成员国政府负责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是符合逻辑和实际的，而且，当时的各国根本无法就人权保护的具体内容达成共识，也是“权利法案”缺失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See Manfred A. Dauses, The Protection of Fundamental Rights in the Community Legal Order, 10 EUR. L. REV. 398, 399 (1985)；G. Federico Mancini, The Making of a Constitution for Europe, 26 Common Market Law Review. 595, 608-09 (1989).正是由于上述的原因，加之欧洲法院自身也没有明确被授予审查共同体侵犯公民基本权利行为的权力，所以在早期的欧洲法院拒绝进行人权保护方面的审查。See EEC Treat art. 173; Case 1/58, Stork v. High Authority, 1959 E.C.R. 17 (1958), Joined Cases 36, 37, 38 & 40/59, Prasident Ruhrkolen-Verkaufsgesellschaft mbH v. High Authority, 1960 E.C.R. 423 (1960)
M.Hilf, The Protection of Fundamental Rights, in F. Jacobs(ed.), European Law and the Individual, Amsterdam: North Holland,1976, pp.145-160.
关于成员国最高法院为何不情愿向欧洲法院申请先决裁判的细致讨论，See Anderson, Demetriou, References to the European Court (Sweet&Maxwell, 2002) at 177-180. 这里特别需要补充的有两点：（1）在欧洲大陆人们普遍认为，司法独立是法治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因此一些国家的法院对于这种“请示制度”有抵触情况；（2）欧洲法院判决机制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特别是当欧洲法院需要非常长的时间才能做出一份判决时——通常是2年左右，而著名的Facotortame案则花去了10年时间，而且这还不是最为极端的案例，这导致一些国家的法院往往没有耐心去申请欧洲法院作出先决裁判，特别是在刑事案件中。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还可以参见Linda Senden, the Association of the Councils of State and Supreme Administrative Jurisdictions of the European Union at its 19th Colloquium. Cf. the General Report from the Colloquium,
http://193.191.217.21/colloquia/2004/gen_report_en.pdf , pp. 71-73，最后访问日期2010年4月10日。
最为著名的例子是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否认欧洲法具有直接效力的案例，参见Minister of the Inferior v. Cohn-Bendit 1 C.M.L.R. 543.
比如1960年代后期以后，德国和意大利的宪法法院就不愿意无条件接受共同体法的至上性。特别是在人权保护方面，相关博弈异常激烈。欧洲法院一方面拒绝对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案件进行司法审查——由此必然不能有效保护那些因为共同体组织违法行为而遭受到损害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却宣称欧共体法具有至上性和直接效力，如此做法令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和意大利宪法法院大为不满。在在他们看来，既然共同体条约并不对公民基本人权提供保护，那怎么能接受这些法律高于国家法律（特别是宪法）的要求呢？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提出，如果共同体的措施与国内宪法对于基本权利的保障相冲突，那么它有权裁决这些措施将不被适用于德国；而意大利宪法法院则威胁说如果上述情况真的出现的话，那么意大利将退出共同体条约。德国的实践下文将着重讨论，此处不再赘言；意大利的相关材料参见Frontim案的判决, Frontim v. Ministero delle Finaze 2 CMLR 372;另外对于拥有300多年“议会至上”传统的英国来说，接受共同体法的至上性就更加困难，比如英国法院常常认为，英国的国内法是有约束力的，即便是他们与国际法冲突。See supra note 1 Sionaidh Douglas-Scott, Constitutional law of the European Union, pp274-277; R.v. Chief Immigration Officer, ex parte Salamat Bibi 2 All ER 843; R.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t., ex parte Thakrar 2 All ER 261.不过当笔者在2010年5月访问英国最高法院（2005年成立）时，发现上述情况已经有所改观。在该最高法院的展览室中，其是这样界定自身与欧洲法院的关系，“（英国）最高法院是联合王国的最高上诉法院。然而，本法院必须确保直接适用的欧盟法（在联合王国）境内有效，并尽可能的按照与欧盟法一致的原则来解释本国法。……依据《关于欧盟之运作条约》（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第267条的规定，当遇到欧盟法含糊不清但却有必要对相关诉讼作出裁决时，本法院必须（must）向位于卢森堡的欧洲法院申请裁决。”英国最高法院网站亦可查询到此一关系界定：
http://www.supremecourt.gov.uk/about/the-supreme-court-and-europe.html，最后访问日期为2010年6月1日。.
BVerfGE 37, 271.
BVerfGE 73, 339.
1992年为了适应欧盟成立的需要，德国修改了其基本法（Grundgesetz fü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GG）并增加了一个新的条款作为第23条，该条提出为了实现统一的欧洲，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参与欧洲联盟的建立和发展，但同时要求欧盟尊重和承认“民主、法治、社会福利和联邦制的原则、辅助性原则(Subsidiarity)，并保障实行与本基本法实质内容相类似的基本权利保护制度。” 而《德国基本法》第38条规定国家的正当性源于人民的选举后授权。所以很多德国人认为加入欧盟以后，德国的民主宪政制度和人权保护将会受到威胁， 因为联邦政府将一部分权力和义务转移给了（transfer）并非选举产生的欧盟组织.事实上德国先后有5起针对为了批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修改基本法而提起的宪法诉讼，不过，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认定只有Manfred Brunner先生提起的诉讼是可以立案的。
Germany Constitutional Court, Judgment of October 12,1993,89 - 2 BvR 2134/92 and 2 BvR 2159/92; English translation by Wegen et al., 33 I.L.M. 388 (March, 1994). The full text in German is reported in 89 Official Court Reports 155 .
See supra note 1, Sionaidh Douglas-Scott, Constitutional law of the European Union, p. 270.
Theodor Schilling，The autonomy of the Community of Legal order- An Analysis of Possible Foundations,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37(1996), pp.389- 407.
Neil MacCormick, The Maastricht Urteil: Sovereignty Now, 1995, ELJ259 , p.260.
Weiler Joseph H.H, The constitution of Europe: "Do the new clothes have an emperor?" and other essays on European integration,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p. 332.
S Boom, The European Union afer the Maastericht Decision; Will Germany be the Virginia Of Europe? 43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1995, pp 177-226. 美国内战期间，弗吉尼亚州投票表决脱离美利坚合众国，并将自己的首府里士满作为联盟国的首都，内战的许多战役也主要在弗吉尼亚地区展开，包括战斗了7天的“巴尔朗战役”、“钱斯勒斯维尔战役”，并以“阿帕玛托克斯法院战役”宣告内战结束。另外，尽管我们并不清楚德国宪法法院是否有意模仿或者遵从200年前弗吉尼亚最高法院 (Virginia Supreme Court)前辈的教诲，但是其在Maastricht decision 所采取的论证思路与当年弗吉尼亚最高法院在面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否有权审查州法院的判决”时所持有的立场颇为相似。在1816年的Martin v. Hunter’s Lessee案中，弗吉尼亚最高法院Roanne法官论证到，（1）宪法是各州之间的契约；（2）联邦和州都是平等且分立的政府；（3）联邦和州的最高法院都平等地服从宪法以及他们各自对于宪法的解释；（4）联邦最高法院审查州最高法院的行为侵犯了弗吉尼亚的主权，并违反了宪法；而大法官斯托里 (Justice Story)则代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反对上述论证，其认为：（1）宪法是美国人民制定的产物；（2）宪法第3条授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所有与宪法有关的案件以司法裁判权；（3）多个主体对宪法进行不同解释将导致联邦法律统一性的崩溃。See Martin v. Hunter''s Lessee, 14 U.S. 304 (1816).感谢格罗宁根大学法学院Michiel Duchateau博士对于Martin v. Hunter’s Lessee案的特别提醒。
See supra note 35, Weiler Joseph H.H, The constitution of Europe: "Do the new clothes have an emperor?" and other essays on European integration, pp. 292-299.实际上在1963年的Van Gend案中，欧洲法院对共同体法律秩序的正当性论证就采取了这种思路。参见前引Van Gend and Loos 案判决。另外，如果我们将1963年的Van Gend 案与上一脚注中提到的美国1816年Martin v. Hunter''s Lessee 案进行比较的话，就会发现历史是如此的相似。
Case C-24/95, Land Rheinland-Pfalz/Alcan Deutschland ECR I-1591.本案的起因是德国Rheinland-Pfalz邦一家名为Alcan Deutshland GmbH的铝厂因为电价高涨而导致经营成本过高，因此计划关闭厂房并遣散厂内330名员工。由于当时临近大选，邦政府为了选举期间社会稳定，主动与该厂联系，希望通过给予其800万马克的电价补助而让其继续营业，并于1983年6月9日及11月30日将该笔款项分两次支付给铝厂。该事经媒体报道后，欧盟委员会认为此项补助违反了《罗马条约》，并于1985年12月14日作出决定，认定该补助违法，要求德国联邦政府追回该款项；德国联邦政府提出，基于国内政治等多种原因，其无法追回该款项；欧盟委员会遂向欧洲法院起诉，欧洲法院于1989年2月2日裁定德国联邦政府败诉。Rheinland-Pfalz邦政府不得不撤销对铝厂的电价补助决定，并要求铝厂返还补助款；但是，该铝厂对此撤销决定不服，认为自己所得的补助款应当受“信赖保护”原则的保护，所以提起行政诉讼；Mainz行政法院判定Alcan Deutshland GmbH铝厂胜诉；Rheinland-Pfalz邦政府不服，遂向德国联邦最高行政法院上诉；在向欧洲法院提出有关罗马条约第92条及93条第3项的先决裁判之后，德国联邦最高行政法院依照此先决裁判撤销了Mainz行政法院的判决。
BVerfG, decision of 7 June 2000, 2 BvL 1/97, 1, EuZW 2000, 702 et seq.
Everling, U., Will Europe slip on Bananas? The Bananas Judgement of the Court of Justice and National Courts, Common Market Law Review, 1996, p.401-437.
BVerfG, decision of 9 Jan 2001, 1 BvR 1036/99, NJW 2001, 1267.
在该案中，一位兼职内科女医生，在她的医生职业教育期间提出应当承认“实践性内科医生”的权利，而根据欧盟指令（directive）这一部分教育只能针对全职的内科医生。原告认为这一规定是间接的性别歧视，因此向行政法院提起诉讼。
自从1986年与奥利地政府签订了一份公法上的工作协议之后，K?bler先生一直是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市（Innsbruck）国立大学的一名普通教授，按照奥地利1956年通过的有关工作薪水的法律（the Gehaltsgesetz，该法于1997年修订过）的规定，为了吸引和确保杰出的专家或者艺术家能够长期为奥地利服务，奥地利联邦总统授予在奥地利大学或者高等教育连续工作15年以上的科研人员长期服务奖金（a special length-of-service increment）。1996年，也就是在奥地利公立大学工作10个年头之后，K?bler教授向联邦政府申请该长期服务奖。他认为，虽然自己在奥地利仅仅工作了10年，但是如果将其在欧共体境内其他国家做教授的时间也算上，他完全符合该项奖金的申请标准。不过，他的请求遭到政府的拒绝。K?bler教授认为奥地利的做法是一种间接歧视，违反了欧共体条约中关于劳务市场一体化（Freedom of movement for persons）以及平等对待（Equal treatment）等相关原则，遂向法院起诉，并最终上诉到奥地利联邦最高行政法院（Verwaltungsgerichtshof）。1997年12月22日，奥地利联邦最高行政法院向欧洲法院提出先决裁判的请求；令人惊讶的是，没有等欧洲法院做出先决裁判，该法院却在1998年6月24日撤回了这一请求，然后径直驳回了K?bler教授的起诉，理由是该项特殊奖金的目的既不是忠诚奖，也不是一种回报（neither a loyalty bonus nor a reward），而是职业晋升系统中工资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并不涉及歧视或者违反共同体劳工自由流动的要求；K?bler教授并不认同奥地利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一判决，随后又向维也纳地区民事法院（the Landesgericht für Zivilrechtssachen Wien )提起了诉讼，由于涉及奥地利联邦最高行政法院判决的效力问题，该民事法院不敢怠慢，遂依照欧共体条约第234条的规定向欧洲法院提出如下先决裁判的请求：（1）成员国是否应当对本国最高法院的错误判决承担责任；（2）如果是的话，那么应当满足什么样的前提条件；（3）K?bler教授的案件是否符合这些条件。See Case C-224/01 Gerhard K?bler v Republik ?sterreich ECR I-10239.
K?bler v Republik, para. 33-34.
Cf. Harlow, Francovich and the Problem of the Disobedient State, 2 ELJ (1996), 199 at 210-215.
这三项规则是：（1）国家侵犯了共同体法对公民权利的授予；（2）这种侵犯应当是足够严重的；（3）受害一方的损失或者损害与对共同体法的侵犯之间存在直接因果的联系，参见, K?bler v Republik , para. 51.
K?bler v Republik, para. 53, 黑体字部分。
Cf. Joined cases C-46 and C-48/93, Brasserie du Pêcheur/Factortame III, ECR I-1029, para. 56. 这些情况包括：对于共同体法律的明确违反，是否属于故意为之，是否存在可以原谅或者不可以原谅的情节， 相关组织的立场是否合适 （the position taken）等等。
K?bler v Republik, para. 55.
Case 44/65, Hessische Knappschaft, ECR 965 at p. 970.
Case C-453/00, Kühne & Heitz, 13.1. 2004.
Case C-151/93, Voogd Vleesimport en –export, ECR I-4915.
Kühne & Heitz., para. 18-19.
See Opinion of AG Léger in Kühne & Heitz, paras. 32-35.
Kühne & Heitz, para. 24.
Id., para. 27-28.
See Sch?nberg, Legal Certainty and Revocation of Administrative decision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nglish, French and EC Law, 19 YEL (1999-2000), p.257.
Allgemeines Verwaltungsverfahrens-Gesetz 1991 (AVG) BGBl. 51/1991, § 69 (1) 3.
Wattel, K?bler, CILFIT and Welthgrove: We can’t go on meeting like this, 41 Common Market Law Review. (2004), pp.177-186.
在这一案件中，意大利行政当局依据该国法律拒绝偿还与共同体法相冲突的征收税款，因为它声称征收钱款所依据的法律已经被包括索赔者在内的国民通过，因此应当是合法有效的。虽然该法律与共同体法相冲突，但是意大利的最高上诉法院以及其他一些法院却置若罔闻，依然支持行政当局适用该项法律，欧盟委员会在收到纳税人的控诉之后向欧洲法院提起诉讼。See Case 199/82, San Giorgio, ECR 3595 and Case 104/86, Commission v. Italy, ECR 1799; Case C-343/96, Dilexport, ECR I-579.
Case 104/86, Commission v. Italy, ECR 1799.
Opinion of AG Geelhoed in Commission v. Italy, para. 63.
欧洲法院所有的具有宪政意义的里程碑式的判决都是通过先决裁判制度而建立的，直接效力原则(direct effect)是在 Case 26/62 van Gend & Loos ECR 1案中建立的；共同体法的至上性(supremacy)是通过 Case 6/64, Costa, ECR 614案而确立的；基本人权原则和成员国国家责任原则则分别在 Case 11/70, Internationale Handelsgesellschaft, ECR 1125 和Joined cases C- 6/90 and 9/90, Francovich, ECR I-5357案中提出。
如果从“欧盟-成员国”的角度来看，因为欧洲法院自身也是欧盟的一个重要组织，当欧盟成为一个独立的组织时，很多人甚至开始质疑欧洲法院自身的正当性和公正性，因为当欧洲法院审理欧盟与成员国之间的案件时，它似乎就摆脱不了“自己做自己案件的法官”的嫌疑。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讨论可以参见Davies, Gareth, Subsidiarity: The Wrong Idea, In the Wrong Place, at the Wrong Time, 43 Common Market Law Review, 2006.
有学者试图通过深入挖掘《欧共体条约》第10条对于欧共体法律秩序统一所可能具有的意义来解决相关问题，可以参见Temple Lang, John, Developments, Issues, and New Remedies - The Duties of National Authorities and Courts under Article 10 of the EC Treaty, 27 Fordham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2004,1904; Temple Lang, John, The Development by the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Duties of Cooperation of National Authorities and Community Institutions under Article 10EC, 31 Fordham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2008, 1483.
关于欧盟政治结构模式以及欧盟与主权国家区别的详细讨论可以参见Ziller, Jacque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Territorial Scope of European Territories, 38 Vict. U. Wellington L. Rev., 2007, 51;de Areilza, José, Sovereignty or Management? The Dual Character of the EC''s Supranationalism - Revisited, Jean Monnet Working Paper 02/95, 1995,
http://www.jeanmonnetprogram.org/papers/95/9502ind.html ;Caporaso, James A., Marks, Gary, Moravcsik, Andrew and Pollack, Mark A., Does the European Union Represent an n of 1?, 10 ECSA Rev. 3, 1997,
http://aei.pitt.edu/54/01/N1debate.htm ,最后访问日期均为2010年4月10日。
See supra note 35, Weiler Joseph H.H, The constitution of Europe: "Do the new clothes have an emperor?" and other essays on European integration, p. 332.
Pernice, Multilevel constitutionalism in the European Union, 27 European Law Review 2002, 511 at 514.
See supra note 20 Jan Komarek, Federal elements in the Community Judicial system:Building coherence in the community legal order.
See supra note 5, Hvon der Groeben, Aufbaujahre der Europ?ischen Gemeinschaft,p. 265.
当然，我们不能完全悲观地说欧洲法院是“一个人在战斗”，或者说欧洲法院完全是在进行一场全新的“法律试验”，以至于人类过往的久远的历史丝毫不能给与其必要的和可能的启迪。事实上，欧洲的法学家们已经关注到了200多年前的美国建国之初的经验，上文提及的发生在1816年 Martin v. Hunter’s Lessee一案中，欧洲法院的美国同事们所展开的争论毫不疑问就具有很多启示意义。当然，就如同格罗宁根大学法学院的Jeanne教授对我善意且反复的提醒那样，在对比今日之欧盟与200年前之美国时，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是，欧盟各成员国多是具有悠久历史、文化，政治与法律传统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并且在很多国家，民族主义情绪严重，另外，欧盟各国语言并不相同，虽然很多人会讲法语，英语，德语，然而更多的民众只会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这些情况在当年的北美13州却都不存在。尽管当下很多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比如Harbermas等）认为人类已经进入了后民族结构和后民族国家时代，但这仅仅是知识精英们的呼吁而已，并非社会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