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社会实证论。这种研究方法，得到了上述不同学术观点研究者的共同关注。社会实证的立场，立基于对事实的关注，也立基于对论证结论可靠性的期待。尽管如此，但我国相关的论着在社会实证方面做得还很不够，即使有些恪守社会实证的研究成果，但在实证方式、实证内容的可靠性上是否得当、妥当，还需要继续认真探讨和检讨。

　　第三、制度实证论。严格说来，制度实证也是一种社会实证。我认为，制度事实是社会事实的一种。在民间法研究中，法学者应当更关注制度实证。在制度实证中，我们可能关注的制度事实大概有三种：一是制度规则，二是司法判例和行政规范，三是民间契约。在民间法研究中，制度事实的实证方法，更特别值得关注。在前面提到的清水江文书研讨会上，我们得知，在清水江流域各个县，由官方搜集到的民间契约已经达到四、五万份。整个清水江流域存有数十万份明清契约，但大量的是白契。在没有明确官方的背景下，乡民根据契约而组织生活、交往行为。在这里，就有特别值得我们进行制度实证的内容和问题。

　　好了，在对既有研究进行简单总结的基础上，我在这里再简略地谈一下对民间法研究的展望。主要谈四点：

　　第一、不拘一格、多元发展。学术研究，贵在能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只有在学者们的共同参与下，不同学术观点竞相发表、切磋争鸣，才能开发出真正多元互证、各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人文社会学术智慧的特点是争鸣研讨，而不是强制执行，因此，展开认真的学术争鸣，才会有真正有见地的学术成果。古人云：知出乎争。民间法的学术研究更应当强调这种知出乎争、百家争鸣、多元竞争、不拘一格的学术精神。

　　第二、贴近生活、关注实证。民间规则来自公民的日常生活，或者是在公民的日常生活中自生自发地产生的，或者是在有关组织的有意识操作下自觉地产生的。它既然来自于生活，那么，我们要在学理上有说服力地说明它，就必须深入到民间法的内部去，通过社会实证、制度实证等方式，弄清楚这些规则的来龙去脉，现实效用等等。这样做出来的民间法研究，或许才真正是活的学术，同时也是能更加发挥其效用的学术。

　　第三、制度参与、决策建议。民间法研究的首要价值，就是通过对散布在不同角落的民间法的研习和探讨，促进国家立法的建设。所以，民间法研究者更应紧密结合国家重大立法的制定、决策的制定等等，提出一些和民间法相关的立法建议和政策建议。前不久，国家立法机关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制定中，找过我，也找过高其才教授，尽管我们俩都因出差没参加，但他们还是期望我能推荐一些学者参加。据说，我推荐的学者们的在会上的发言，引起了相当程度的关注。这说明在立法活动中，在国家重大决策活动中，来自于国情的民间规则研究应有其独特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