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ADR理论日趋走向成熟，也日益引起我国学者的重视，以范愉为代表的学者对ADR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实践中也逐渐应用推广，有成为诉讼外最有力的纠纷解决方式之势。然而遗憾的是，众多学者的研究，大多限于概念性、总括性的介绍，未对其中具体制度的应用进行实质性的探索，笔者不揣浅薄，仅以ADR在离婚中的应用为切入点，寻求解决离婚问题的另一条路径——ADR.

　　研究离婚问题当然不能脱离中国的传统和现实，尤其是试图将被现代市场经济和法治理念冲击地体无完肤的“中国式纠纷解决方式”，融入到现代ADR理念之中，其困难度可想而知，但是ADR在离婚中的应用是有其深刻缘由的。

　　二、ADR在离婚中应用的缘由

　　自人类历史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离婚就成为一种特殊而又普遍的现象，离婚是涉及感情、道德、宗教、礼仪、伦理、法律等等诸多因素的社会现象，在具有几千年文化的中国，显然有其独特的离婚解决方式和深刻的历史文化传统。同时，随着我国现代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西方的法治、人权、以及“为权利而斗争”的理念也渐渐深入人心，因而当今的离婚问题的解决也有其特殊的现实背景。

　　（一）传统文化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奇特的国家，在这里，死去的总要纠缠活着的，活着的从未摆脱掉死去的。”[4]传统文化在我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而我们在研究一些具体问题的时候，要首先关注我们的传统。从传统文化中探求问题的根源，结合现实的因素才能得出全面的结论，进而加以解决。

　　在传统的中国乡土社会、熟人社会中，亲属关系往往高于其他关系，这不仅是基于道德上的共识，而且逐渐形成了一些重要的法律规定，显然血缘和亲情在解决纠纷、处理问题时显示出重要力量。在封建社会的法律中，也出现了离婚的法定条件——“七去”，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多数情况下，无需经过代表国家执行法律的机关——官府的批准，只要妻子符合“七去”中一条，丈夫即可解除婚姻，而今，在某些落后地区依然可见其“遗迹”。这也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是低于丈夫的，在中国广大的农村这种现实并未得到根本改观，在这些地区也形成了本地独特的离婚解决方式。

　　中国法律的传统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无讼无求，调处争息”。[5]民间调处是中国古代较为常见的社会生活现象，其形式多样，适应性强既没有法律的程序，又没有官府的勒索（诉讼费用），因而受民众的欢迎，在生活中大量应用。在当今中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这种“无讼”思想虽然受到巨大冲击，但在中国老百姓的内心还留有深刻的印记，也直接影响人们的行为，在离婚时当然也不例外。

　　中国有古语“家丑不可外扬”，试想离婚双方当事人，“在法庭上唇枪舌战，当事人之间的隐私和陈年琐事被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仅存的感情被愤怒甚至仇恨所代替”，[6]对父母子女的感情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显然不是当事人所愿意看到的。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为ADR的某些早期形态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例如古代的“乡贤”、“族贤”专司教化，调处纠纷，而他们都不具有官方色彩，近现代的人民调解制度，显然也根植于这些传统的文化土壤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