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宪法爱国主义”的公民联邦制

　　一、族群政治与大国能力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为处理战败帝国统治下的若干“民族”的政治自治问题，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民族自决权”理论，主张任何一个民族均有权自主决定自身的政治存在及其类型。同一时期的列宁提出了类似的主张。“民族自决权”依赖于一个社会学的概念“民族”，提出了一个极其简明的政治原则“一个民族，一个国家”（one nation, one state）。这一理论在威尔逊看来有利于处理战败帝国的政治遗产，构建战后的国家新秩序；在列宁看来却有利于进一步推动所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统治下的“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这是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维度。无论如何，“民族自决权”理论在20世纪的非殖民化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一大批“民族国家”得以创生，世界性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但是，这一理论也引发了若干多民族国家的“分离主义”运动，作为国际政治理论的“民族自决权”理论被应用到国内政治领域，造成了许多国家长期的纷争与动荡——这一理论后果并未被最初倡议者所足够认识[①]。

　　“民族”这一概念本为社会学概念，是对具有特定的语言、地域与文化（宗教）认同的社会群体的概念化，本身就是一种安德森所谓的“想象的共同体”。但是，当“民族”概念与“自决权”或“国家”联合使用时，其就由一个描述性的社会学概念上升为一个规范性的政治学概念。“民族自决权”理论的国内化加剧了一些国家，尤其是一些多民族的大国的内部紧张，俄罗斯、中国、加拿大等国均不得幸免。晚近以来，中国西藏和新疆地区相继发生较大规模的少数民族骚乱事件，严重威胁着中国整体的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为回应这一现实挑战，部分学者主张还原“民族”的“族群”本色，将其与“自决权”或“国家”脱钩，将民族政治降格为内部性质的族群政治，以尊重国家统一和宪法秩序为前提，以“自治权”和“参与权”置换“自决权”。这是政治修辞学的一种策略尝试，也是“族群政治”话语日益强势的精英共识。不过，也有学者对这一政治修辞学的简单转换的实际效用发出质疑，称之为一种“掩耳盗铃的方案”[②]。笔者认为在政治实践中，修辞或理念的作用不可低估，这一转换包含着实践性的政治智慧，以及对宪法之“统一伦理”的肯认。但即便如此，也不意味着相关的冲突已经获得圆满的解决，我们只是实现了问题论述框架的简单切换：从国际政治框架转换为国内宪法框架，从一个“前社会契约”框架转换为一个“后社会契约”框架。

　　经过一百多年的奋斗牺牲，中国独立建构，开始一个相对稳定而系统的现代化进程。经过改革三十年，我们为“大国崛起”奠定了基本的物质基础和初步的制度基础。但是，围绕边疆治理的“族群冲突”一直困扰着中国的“大国能力”建设。如果中国不能发展出一种治理边疆族群冲突的系统化制度模式，就不可能对国内政治负起责任，从而更不可能在国际上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所以，中国的内部族群治理能力显然地构成了中国之大国能力的重要内容，是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基础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