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自人类及人类社会存在以来，无论是人类整体意义上的人还是个体意义上的人，无论是社会的统治者还是思想家与理论家，无不始终把建设并维护人与人之间以及整个社会的和谐、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所有的人的生活目的的美好社会，作为人类、社会和个体的人的不变的理想与追求。从历史事实来看，无论是在思想和理论方面还是在社会实践上，以在人与人之间和整个社会之中制造矛盾和冲突为手段而达到毁灭人和人类社会自身为目的的各种思想、观点、主张和实践操作手段，不仅在实践中都毫无例外地受到人们的唾弃，而且在思想和理论史上都绝对不会留下任何印迹。换一句话说，和谐社会的追求，是人的内在本质的反映，在人类社会中它自成目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完全可以说，和谐不仅是一种社会理想，也当然地是法律的根本目的，自然地也就是司法的目的。试问，古往今来，人类社会的全部法律有哪一部不是为着社会的和谐而生的呢？又有哪一项法律活动不是为着社会的和谐而实践的呢？司法的实践又有哪一次不是为着实现情、理与法的统一与和谐而进行的呢？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与现实的事实存在，中国外国，东方西方，概莫可寻之例外存在。
我国法律实务界和法学学术理论界，现今如此这般热烈地言说和论及着“和谐司法”这个话题，在很大程度上可能首先在于应和“和谐”理念在我国法律实践中已经表明和将要表明的巨大的现实的政治功利，换一句话说就是，“和谐司法”的理念表达与实践推行实际上乃是“和谐社会”构建的一种政治意境的法律比附。在从理论上倡导和实践中大力推行所谓“和谐司法”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能忘记而是必须时刻牢记自始至终在制约着我们的司法官员的思想、观念及其现实实践的那些现实因素。举例来说吧，多少年来，我国学术理论界和法律实践界所一直担忧的我国司法官员的法律素质在整体上的低下状况并无多大改善，绝大多数司法官员在从事司法实践活动过程中其实主要的还是依凭其素朴的社会直觉与情感办事而不是或者主要不是依凭真正的法律情感办事，这是当代中国最大的社会现实。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和谐司法”要想不变质、不变味、不走样绝对非常困难。
实际上，从法律诉讼的本质来讲，任何一个社会纠纷一旦成为法律纠纷，实际上就已经表明纠纷各方在利益对立方面已经不可能心平气和地加以“和谐”解决了，假如有一点点这样的可能，他们也不会求助于法律和司法，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和谐司法”就如“圆的方”或者“方的圆”一样本来就是一个伪命题。由此推论，并从任何社会权力与社会组织的存在最根本的目的本来就是寻求社会的和谐来看，司法只是而且也不能不是达到真正的社会和谐的一种手段，对于司法而言“和谐”只可能是其间接的目标与目的而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可能是其直接的目的与目标，把间接目的与目标作为司法的本质及其所追求的现实境界，实际上也就使司法本身失去了其独特性，并同时将司法机关和司法官员所从事的本职工作的范围等同于了任何政府之职责范围。
当然，我本人能够充分地理解，“和谐司法”的提出的确反映了我国司法机关强烈的政治意识与政治责任观念；我也同意从根本上说司法本身就是另一种形态的政治。但我同时也认为，司法是以其专业的法律技术活动来展现或者体现现实的政治需求的。因此，司法从专业性的技术层面诠释与实践现实的政治需求才是其本性与本职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法清醒而自觉地保持一定程度的政治愚钝而不是主动地体现其政治敏感，乃是法治的福分。也同样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坚定地相信，处于社会转型期并处于法治建设进行时中的中国，其司法工作最为重要的实践观念恐怕更应该是强调严格的依法办事，或者可以换句话说就是要坚定地展现出法律形式主义或者守法主义（legalism）的哪怕僵硬而呆板但确实更为平实而质朴的专业立场与态度。
另一个实例是作为一种政治意涵的法律传递的“三个至上”。2007年12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同参加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的代表和全国大法官、大检察官座谈时指出：大法官、大检察官要始终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切实承担起带领广大法官、检察官和其他工作人员保障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历史使命和政治责任，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而不懈努力。至此以后，我国全国司法系统（法院和检察院系统）就全面地开展了对于“三个至上”的学习，并要求全体法官和检察官要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始终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司法案件的处理一定要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三者高度统一。
很明显，这“三个至上”是胡锦涛总书记特别地对那些对我国司法工作（人民法院工作和人民检察院工作）负有特别的领导责任的大法官和大检察官们提出的要求，这“三个至上”也就是在当前我国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背景之下我国那些大法官和大检察官们的政治责任。但是，在后来的宣传和学习与领会中，这“三个至上”被很不适当地同时也作为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我国的全体法官和检察官的政治要求与业务能力要求了。其实际后果是，处于司法实务第一线的那些法官和检察官们，面对具体的案件要求充分体现这“三个至上”的要求并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的时候，就遇到了“和谐司法”对我国法官和检察官的要求一样的实践难题：很多人都说不会办案、也不敢办案了！这种情况恰如2008年4月10日，新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到珠海法院视察时针对死刑判决问题所发表的讲话产生的社会效果一样，当时王院长谈到判不判死刑应该有三个依据：“一是要以法律的规定为依据；二是要以治安总体状况为依据；三是要以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感觉为依据。” 此话一出，不仅全国上下反响强烈，而且更重要的是法官们普遍感到我国的《刑法》似乎没有用了，作为法官自己不再敢判案了——因为自身的政治素养不够，对于治安总体状况如何不敢轻易判断而且即使有了判断也很可能不准确；对于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感觉究竟是什么更是心中没谱！
其实，“三个至上”的确就是中国共产党对我国司法工作负有特别领导职责的大法官和大检察官的基本要求：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大法官和大检察官们当然必须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大法官和大检察官们当然必须坚持“人民利益至上”；作为法律职业人，大法官和大检察官们当然必须坚持“宪法法律至上”！这“三个至上”实际上是针对大法官和大检察官们不同的社会身份与社会角色的基本职责而言的。因为在通常情况下，我国的大法官和大检察官们基本上都是同时具备这三种社会身份和社会角色的。而且这“三个至上”确实也是内在地统一的，从根本上来说，“人民利益”确实是最为“至上”的，因为“党的事业”本身就是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存在的，2007年10月2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总纲》部分开宗明义地就宣布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党的建设必须坚决实现”的“四项基本要求”中第三项“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部分也明确宣布了：“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人民利益”之所以确实是最为“至上”的，还因为“宪法法律”本身就是为了充分而切实地保障“人民利益”而由“人民”通过一定的合法途径（代议制方式）而制定出来的，这也是当代民主政治和宪政的根本与核心之所在。也正因为这样，从社会或者国家的规范化与制度化的治理来看，“宪法法律”是、也应该是集中表达和体现“人民利益”，当然也就自然地表达和体现了“党的事业”的根本性要求，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很有把握地说这“三个至上”是内在地统一的。无论是从潜在的还是显在的、终极目标还是间接目标、无论是从过程的程序性目标还是结果的实体性目标来看，这“三个至上”都始终体现了法律与政治在根本性的指导思想上的统一、在主体的民主法治和宪政意识上的统一、在规范与制度的精神原则上的统一，这种统一的最终归属点应该是“宪法法律”。在法律事务上特别是在作为法律实践运作的核心的司法实践上如果不能统一到“宪法法律至上”上来，那么，“党的事业至上”和“人民利益至上”不仅各自而且它们的组合也根本就是一句空话，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同样的道理，所谓司法工作特别是具体的司法实践要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其统一的最终归属点也在于“法律效果”。法律效果是这是三个效果实现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好的法律效果绝对不可能有好的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仅仅有了“政治效果”，而“法律效果”不好，那么，其“社会效果”也肯定好不了。因此，不首先关注和考虑司法实践的法律效果而单纯地从政治效果或者所谓的社会效果上去使劲，最终所损害的将不仅仅是法律的权威，而且最终也将损害政治的权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