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治作为法律的现实目的
社会的存在和长期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必须认真对待每一个个体的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和私人利益并加以一体化的切实保障，因为这既涉及到社会成员个体的生存和发展——这是任何可以称之为社会的群体存在的最基本前提，又涉及到社会成员对于作为其成员资格所属的社会——也就是社会成员身份认同的根据和情感归属的理据——的自觉认同，此事绝对非同小可更非儿戏；除此之外，另一方面，其所必须正视并加以认真对待的又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对于社会整体的公共利益以及公共事务的妥当处置，这种处置不仅涉及到对于社会成员个体的当前的现实利益与需求的态度与实际影响，而且还涉及到对于社会成员个体的长远的未来利益与需求的态度与可能影响，综合而言就是为社会整体的存在与发展提供支撑的基础与平台。这既是当前的现实问题也是未来的现实问题。前已述及，在人类社会中，对于涉及社会成员整体的共同利益和诉求的公共事务的所有事务通过做出决策并加以实施的方式所进行的管理和处置，就是现实的实际政治活动，而法律乃是对于社会成员整体的共同利益和诉求及其表现出来的公共事务的处置方式之一，在现代社会，还是最为重要、规范且常规的处置方式。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政治的确是法律的现实目的。
政治作为法律的现实目的首先体现在，作为对于国家政治生活基本架构——权力分配与配置、权力运行的基本原则与程序、与具体政治职位直接相联的权力所体现的职权与职责——进行制度化与规范化设置的法律，自始至终都是把该社会或者国家的统治者——也就是社会整体的公共利益和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与实际处置者的政治抱负或者政治理想作为其现实的制度设计的最根本的考量因素的。换一个说法就是，政治始终是法律的直接与间接目的因素，法律从整体上来说始终也是无从逃脱政治的这种根本性的束缚与控制的。也正因为如此，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另一种现实的情况也客观地存在着，这就是法律在这里实际上只是作为政治的基本手段或者实现途径之一——尽管可能是最主要的途径，法律是作为政治的工具或者技术手段而存在的，所以，法律对于政治诉求的价值妥当性的正面的积极影响是相当有限的，法律不能保证政治始终按照真正的社会整体的利益和公共事务的正常逻辑而运行，相反，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按照政治的强制性要求而被动地适应——尽管也不能排除法律在其自身的逻辑范围之内对于政治的内在品质与运行方向施加积极的正面影响的可能性。比如美国宪法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法律确立起其政治权力的基本架构以及各种权力运作的基本原则与具体程序，无论是在联邦层面还是在州的层面所确立起来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离并彼此制衡的政治体制，以及联邦和州之间的具体分权与制衡的政治体制，都始终是为了这一目的而构设的，在这里，政治的理想与直接目的历史地赋予了美国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政治责任担当者的重任，也现实地赋予了美国宪法随着美国政治现实的重大进展与重大的现实政治诉求而完善和修正自身的自我更新、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素质与能力——美国宪法自1787年被制定出来到如今已经有了20多个重大修正案就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例证，而这每一个修正案的通过也都是在重大的政治诉求的促动之下，经过重大的现实政治论争并取得相应的政治共识之后，通过正式的法律途径予以确认成为法律的。
政治作为法律的现实目的也体现在，在日常生活的具体政治也就是行政层面的具体活动和行为方面，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为行政服务的，尽管法律本身尤其是宪法是对行政行为的法律制约、行政性法律是对行政活动的具体控制与规范约束。具体行政层面的政治作为法律的现实目的，的确是通过法律为具体行政行为和行政活动服务体现出来的，这种服务无论是表现为对于行政活动和行政行为的限制与制约，还是对于行政活动和行政行为的指引与疏导，都在实体内容与具体过程与程序方面表现为法律作为行政活动和行政行为的具体依据和标准。一方面，表现为对于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的积极保障、对于行政权力的积极运用的具体行政活动和行政行为，固然要始终以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为依据和标准进行，同时行政权力对于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与自由还必须遵循“法无禁止即自由”的权利推定原则，以及行政权力“消极不作为即违法担责”的积极义务推定原则，给予最大限度的积极保障；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对于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和自由的剥夺与限制必须遵循“法有明示方合法”的合法主义（legalism）原则，以及行政权力运作的“法无明确授权即禁止”的消极义务推定原则，给予严格的限制与约束。
政治作为法律的现实目的还体现在，一个社会或者说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与政治传统对于法律的形式与内容具有直接的制约和影响。换一句话说就是，从文化和传统对于现实的影响的角度来看，政治与法律是相互适应且彼此勾连的，它们现实地共同受到其所存在的社会或者国家的历史与现实的国情的直接影响和制约，政治对于法律的制约和影响的方式、途径与程度，法律对于政治的目的的表达方式与表现程度，在不同的社会和国家中的具体情形，是可以而且也确实是完全不同的。文化和传统对于现实的影响——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法律方面——都的确是始终存在且无法摆脱的。
就法律而言，各个社会或者国家的现实法律制度模式及其实践运作尽管在表面上“趋同”的方面似乎很多，从所使用的语言到具体的规范和制度相似性特别的明显，比如，翻开世界各国的现行宪法，你就很容易发现它们之间的家族相似性的程度异乎寻常地高，但是在实际上任何一个社会或者国家的法律制度模式及其实践运作，也都必然受到该社会或者国家的来自于其历史中的整体意义的文化传统以及具体的法律文化传统的直接的深刻影响和制约，当然也要受到现实的各种具体的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在这里法律传统实际上也就成为了现实法律制度建构及其实践运作的“现实”因素，它们与真正的现实社会因素一道共同成为现实法律制度模式及其实践运作的必然的影响和制约因素，这就是所谓法律制度模式及其实践运作的“国别特色”。我们说，我们所要建立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要致力于实现的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所指的就是在这个意义的中国现行的法律制度模式及其实践运作的基本特点。这样，尽管在法律制度的具体“技术性”层面，世界各国之间法律规范与法律制度方面的借鉴与移植始终都是存在的，但任何一个社会或者国家的法律制度及其实践运作的根本特质是无法相互取代或者彼此移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