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律制度体系中，随着社会的发展，新近出现并受到广泛的社会关注的法律——社会法，其主要内容所涉及到的是公民权利保障问题，如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保险、医疗保障、劳动合同等等。这部分法律尽管在一个国家或者社会的法律制度体系中的数量和比例并不突出，但其内容相当重要，涉及到每一个公民的切身利益，也就是直接关乎民生，因此，其社会影响也就非同一般。这部分法律同样不仅没有跟政治脱离开关系，而且它们与政治的关系还非常的密切，甚至我们完全可以说，政治对于这部分法律的存在与否及其实质内容具有决定性的关键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制定出台也是一个典型例证。
最后，政治作为法律的存在根基也表明了法律与政治之间的彼此应和与互动。这也可以理解为法律乃是另一种形式的政治，即法律以其规范化、权威化、统一性的标准化要求表达着政治的诉求；而政治的诉求一旦改变或者消失，将直接导致法律的改变或者法律的完全消失。这也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国家，在新的国家政权取代旧的国家政权之初，都毫无疑问地首先致力于立宪或者修宪，对于包括宪法、政府组织法等在内的一系列的宪法性法律进行形式与实质（主要是实质性）的内容修改的根本原因。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9月21日至29日，在当时的北平，由中国共产党倡议并组织召开了包括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等代表组成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是一个具有宪法或者根本大法性质的法律文献，或者说就是一部具有根本大法性质的临时宪法，其内容包括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国家结构形式、人民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国家的在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外交方面的政策等。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宪法性的法律文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得以通过。这些宪法性法律的通过，使得新中国的政治制度建设获得了最为基本的保障和遵循依据，对于新中国的全面建设和事业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0次会议决定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即通称的“五四宪法”，这部宪法对于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基本经济制度与所有制形式、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与相应的义务、国家机构等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从而为我国政治制度构设与政治权力运作提供了最为基本的法律框架，直至如今我国现行宪法也基本上依然遵循着这样的主要规定。也正是在这一次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在内的几部组织法顺利获得通过，为我国法制建设和法治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8]另一方面，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社会的现实政治需求的关键乃是确保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稳定，坚决抵御和回击国际国内一系列敌对势力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颠覆，因此在法律制度的建构上，我国立法的重点也放在了这一方面。1951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和《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1952年，我国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而从1950年起，我国就开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起草工，尽管一直到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才审议通过了我国第一部刑法典，但到1957年6月28日我国刑法典草案已经写出了第22稿！当然，后来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刑法典的起草工作基本停止，后来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1962年5月开始，刑法典的起草工作又正式开始，到1963年10月9日，刑法典草案写出了第33稿，而这个稿本也就成为1979年颁布的我国第一部刑法典的基础。随着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而深入的展开，我国所处的国内与国际环境以及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国在1997年对1979年刑法典进行了全面的修订，其特别重要的方面就是非常果断地把1979年刑法典所规定的“反革命罪”这一大类犯罪的罪名做了科学化的处理，适当地消解了其政治意识形态的属性与色彩，用更为中性和科学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取而代之。[9]上述情况的存在表明了，法律的存在——无论是在具体规范的层面还是在个别法律制度的层面或者是整个法律文本的层面——自始至终都是以实际的现实政治及其需求为根据、为基础、为依靠的；尽管作为纯粹的“技术”手段的法律规定可能长期以来没有变化或者变化缓慢，但这部分法律规定始终是服务于整体的法律制度的实践运作的，因此，它们要起到应有的作用，就必然、也必须附着于相应的法律制度大类别以及法律制度的整体，离开了这一点，其单纯的“技术”存在就失去了任何意义，也不可能真正地得到很好的实践运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