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意识与思考进路

　　质押背书（或称设质背书、出质背书、质权背书），是持票人以票据权利作为债务担保而设定质权的背书行为。作为一种票据行为，质押背书须符合要式性、文义性和无因性的要求。[1]故票据质押的有效成立，有赖于完全质押背书的作成，即票据上的“质押”字样及签章须完整无缺，质押背书的内容仅依记载于票据上的文字来确定，当事人不能以文字记载之外的证据来证明、否定、变更或补充票据质押的既有状况。但是，社会生活的运行，并不会全然遵循法律预设的行为模式。如果持票人在票据上只记载了“质押”字样而未签章，或者未在票据上记载“质押”字样而另行签订质押合同的，则出现不完全质押背书的现象。[2]由此，不无疑惑的是：不完全质押背书是导致票据质押无效，或者无对抗力，或者仍然有效，抑或效力未定？针对不完全质押背书的效力问题，我国《票据法》第35条第2款、《担保法》第76条、《物权法》第224条的规定不一致，[3]相关司法解释的立场也始终摇摆不定，导致法律适用相当混乱，并引发了理论界的热烈讨论，迄今为止尚未形成一致的学理解释。在这一问题上之所以会陷入立法冲突和理论纷争的困境，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对这一问题未能区分立法论与解释论的不同视角。并且，对这一问题的妥当回答，需要借助横跨《立法法》、《票据法》、《担保法》及《物权法》等诸多法域的知识。本文力图从立法论与解释论的双重视角出发，检讨不完全质押背书法律效力的相关学说，以求教方家。

　　二、立法论视角下不完全质押背书的法律效力

　　多数学者只单纯研究不完全质押背书的实体规则，而极少深入分析不完全质押背书的法律适用规则。为克服这一研究上的不足，立法论需要回答的问题是，面对严重的法律冲突，当前有效的法律规则何在？这体现为一个遵循法律的形式理性进行“寻法”的过程。[4]

　　（一）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说之不当

　　目前有观点认为，《担保法》与《票据法》属于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理，票据质押应该适用《票据法》，票据质押的有效成立需要采用背书的形式。[5]第二种观点则认为，《物权法》与《票据法》是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前者调整票据质权的原因关系，后者调整质押背书的作成及其效力等票据关系，二者各有分工，故票据质押应当以背书为必要，非经质押背书，票据质押不能生效。[6]

　　较之于《担保法》第76条，《物权法》第224条的重要变革是区分了质押合同与质权之不同。上述第一种观点完全无视现行的《物权法》，只聚焦于《担保法》及《票据法》，在观察视角上失之全面，这不科学、严谨。同时，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并不是一项诉诸于直觉的规则，它有自身的法律依据和适用对象。我国《立法法》第83条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据此，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则的适用对象是“同一机关”制定之法。在立法权限分配方面，全国人大是我国的最高立法机关，它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而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和组成部分，它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立法法》第7条）。可见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是两级相对独立的立法机关，而非同一机关。[7]我国《物权法》、《票据法》分别由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这两个不同的机关制定通过，不符合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则的适用条件，故第二种观点亦不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