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两点，毛泽东主席的一则轶事可为后来者鉴。上世纪40年代，边区一位农民骂毛泽东说：“老天爷不开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这比骂县委书记“吃软饭”或者骂上级任命的校长是“痞子”严重多了。
当毛泽东从警卫员口中知道这件事以后，立即阻止了保卫部门的逮捕行动，并且认真反思了农民负担问题，果断进行政策调整。他还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
与之对比，在手机、互联网日益普及，进入人人都有麦克风的今天，所谓诽谤政府或诽谤政府官员案件的频发，说明不少部门和官员的确患上了神经衰弱症。问题是，为什么这种神经衰弱症如此严重？
实事求是地说，在官本位色彩浓厚的我国，民众一般来说并不是很习惯在公开场所批评政府。人们常常是在酒桌上或私人场所“针砭时弊”。在前述那些典型案例中，也可以看到，公民个人之所以挺身而出，甚至言辞激烈，或者因为违法拆迁侵害群众利益，或者是地方政治已经败坏到一定程度，或者是对地方主要领导的廉洁程度失去信任。有的案发地，其实也是各种负面新闻不断。这些都说明，这些地方都出现了需要解决、至少是有待释疑解惑的大问题。
而在前述那些案例中，除了及时为这种滥用公权力压制公民批评的行为刹车之外，公民批评政府的诸方面内容，大多已经删除到“回收站”，已经没有任何下文了。
这说明，公民为之承受灾难后果的那些批评的问题，很多已经陷入短期内无法治理的境地。其核心就是权力被资本绑架、政府决策不民主、政府包括官员自身利益的放大和民生需要得不到及时满足等等方面，即公权力的变异。
这种变异带来的问题现在是以点状分散在国家的机体上，虽暂无整体性的后果，但已经呈现分散式爆发的态势。前述那些案例就涉及，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导致民怨沸腾；土地出让、征地补偿、移民拆迁等资金密集、监管难度大的环节，贪污贿赂犯罪高发；刑讯逼供禁而不止，冤假错案不断发生；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私有化的现象愈演愈烈；基层政府以圈地、征地方式，剥夺农民，形成所谓的“土地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