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我国古代的科举立法，笔者认为，科举法中处处渗透着秩序诉求的立法理念。

　　首先，从科举法的立法宗旨来看，其最初是为了保证科举考试的公平、公正从而有效地选拔人才，而伴随着科场舞弊案件频发，科举法又承载着防治科考作弊、维护科考安全的重任。科举法对作弊的防治本身就是一种秩序维持方式，而其对公平、公正、安全等秩序价值因子的推崇，更是充分彰显了其秩序诉求的价值理念。

　　其次，从科举法的内容来看，以清代科举法为例，其主要包括四方面的内容：一是有关科考程式性的规定，例如搜检、巡查、阅卷、揭晓、复试、磨勘、殿试、朝考等相关程序；二是关于考试规则的规定，包括保结（以防冒籍）、识认（以防顶替）、搜检（以防挟带）、锁院（以绝请托）、誊录（以防认体）、回避（以防徇私）、磨勘（以防弊端）、复勘（以防出错）等等；三是针对考官职责及其违法制裁的规定；四是针对考生作弊防范及其制裁的规定等。可以看出，科举法的相关内容都是以塑造良好的科考秩序、维护公平竞争的科考环境展开设计的，篇幅所限，笔者仅以《条例》中规定的回避与搜检制度为例。

　　《条例》规定了各种类别的回避制度，包括籍贯回避、亲属回避、内、外帘官回避、阅卷回避等。以亲属回避为例，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光绪年间纷纷规定了相应的回避制度。乾隆时期：“凡子弟、宗族，外姻内，如外祖父、舅甥、翁婿、嫡姊妹之夫、妻之嫡兄弟、嫡姑之子、舅之子、母姨之子、女之子，概令照例回避。”[④]《条例》也详细规定了搜检制度，以乾隆时期对士子入场的搜检规定为例：“士子服式，帽用单层毡，大小衫袍褂俱用单层。皮衣去面，毡衣去里，裈裤绸布皮毡听用，止许单层。袜用单毡，鞋用薄底，坐具用毡片…糕饼、饽饽各要切开。”“裈裤既用单层，务令各士子开襟解袜，以杜亵衣怀挟之弊。”[⑤]清代不仅搜检考生，连考官和御史等人的随行人员，进场之时也要被进行搜检，同时，对于执行搜检任务的差役也要经过御史和提调官的核查和搜检，以防止他们被顶替入场或作弊。[22]科举法中有关防治科考作弊、维护公平、公正、安全的科考环境的法律规定俯拾即是，系科举法秩序诉求的直接证据。

　　最后，从科举法的整体特征来看，其至少在以下方面彰显了秩序诉求的价值理念：其一，科举法设计了一套考官之间（如磨勘、复勘等）、考生与考官之间相互监督（如搜检、查卷等）的科考制度，并创立了考官与考生之间的连带责任：“士子考试…其有假冒籍贯者，该生及廪保一并黜革。因而中式者，革去举人，照例治罪，仍将送考、收考官、出结官、学臣、地方官、教官一并议处。”[⑥]其二，科举法重视程序建设，其对科考程序的规定可谓层层设防、环环相扣、烦琐而复杂，其用心之细密、程序之严密世界仅见，这也是科举制度在当时被认为十分公平客观的重要原因。[23]其三，科举法强调抑制科场舞弊，维护公平公正的科考秩序。科举法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设计缜密、规定严密的防弊之法，其强调重典治弊：“防弊之法有尽，舞弊之术无穷…此不在增设科条，而在严示创惩也”，[⑦]并强调严格执法：“夫繁设科条以杜弊窦，不如严饬法纪以绝弊源。”[⑧]其四，科举法不仅强调对考生权利的限制，也强调对考官权力的控制，这一点从前述的科考规则中可以得到证明。

　　虽然中国的科举法产生并发展于封建专制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必然带有专制主义的特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其“公平竞争”和“立法惩弊”立法理念中彰显的秩序价值进行准确的体认。科举法拥有长达1300余年的强大的生命力并受到世界各国的尊崇，究其根源，在于其对公平、正义的科考秩序的价值诉求。科举法律文化以公平择优为核心精神，因而具有超越时代的永久价值。[24]我国有着悠久的考试历史与丰富的考试立法经验，当今考试立法以史为鉴，不失为一个审慎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