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本文讨论的问题而言，当事人能力资格的赋予是否有助于高效地解决公司内部治理问题，而这一问题的又取决于公司内部治理的策略安排。公司治理本质上是一个解决代理成本的问题，用于解决代理成本问题的主要是两大类策略，即规制型策略和治理型策略。前者主要是通过设定实体性规范来实现对代理成本的规制，而后者主要是通过建立等级或从属关系，如任免权、提议或否决、信托或奖励，来强化委托人的权力，重塑代理人的动机来实现规制目的的。[16]显而易见，对于治理性策略几乎无需借用司法程序就可以自我实现，而对于规制型策略，比如像对特定主体设定规则和义务，或者是设定事后追究其责任的标准时，此时必须借助司法程序才能实现目的。
在分析公司内部机关的争议时，我们将考察特定场景下的公司治理的策略设计。这里又分为解释论和立法论，即法律的实证规定和需要进一步修改的。这里存在四个问题需要讨论，即监事会能否对董事会提起诉讼、单个监事能否对于董事会提起诉讼、董事会能否对于监事会提起诉讼以及单个机关内部的成员能否与所属机关发生诉讼。
2．监事会对董事会的诉讼
内部机关诉讼的目的莫过于是通过诉讼的方式实现内部监督机制而已，而在双元制的公司治理结构中监事会的监督机制是行使制止权，以及向股东会议汇报董事会以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违规行为。在德国法中，由于监事会具有任免董事会的权力，因此它对董事会的制约是强大的，也由此决定了它对管理层不当行为的制止和纠正是具有实际效果的，换言之，此时其享有的任免权策略足以保障其履行内部治理制衡职责。此外，监事会还可以通过事后针对个别董事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来实现监督机制。
但是在我国情况就有所不同。其一，我国《公司法》第54条规定，监事会有权要求董事对损害公司的行为予以纠正，这意味着监事会无权对董事会的行为进行纠正，只能对单个的董事违法行为要求纠正。其二，我国公司法中并无赋予监事会任免董事会的权力，也由此决定了，即使是《公司法》赋予监事会对董事会不当行为的制止和纠正权力通常是没有什么效力，甚至在明知无效果的预期下监事会根本就不积极行使制止和纠正的职责，这可以说是实践中我国监事会没有真正发挥实际制约作用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从增强监事会的监督力度以及激活内部治理的制衡作用来看，通过赋予监事会借用司法的力量强化其监督职能的途径是可行的。因此，对于监事会和董事会之间诉讼是可以承认的。但是此时由于监事会是为了公司的利益而对董事会提起诉讼，因此实质上这个诉讼还是应当被视为公司与董事会之间的诉讼，只是确认此时将提起诉讼的代表权由通常的董事会转而赋予了监事会而已，我们只是在形式上承认机关之间可以发生诉讼而已，这一观点也得到了民事诉讼法界的学者肯定。[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