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上述观点并不是要完全否认公司内部诉讼，因为根据《德国股份有限公司法》第90条第3项第2款和第5项的规定，单个的监事会成员则完全拥有要求监事会履行其义务的独立权利。[13]假如人们认为董事会和监事会具有权利能力和当事人能力的话，那么根据《德国股份有限公司法》第90条所确保董事会报告义务履行的规定就是无意义的。很显然，《德国股份有限公司法》第90条本身并不能使人们得出相反的结论，同时关于通知规定的形成历史也不能为这种董事会和监事会部分权利能力的观点提供相应的支持。
如同《德国股份有限公司法》第90条规定的董事会报告义务一样，在机关和机关成员以及法人不同的机关之间不存在涉及权利义务履行的争议存在。更确切地讲，这是因为仅仅法人和机关中的单个人具有权利能力，也仅仅在它们之间才存在这样一种权利争议。监事会作为一个整体对于报告义务的履行没有独立的权利，相反，这一权利仅仅是公司的权利而已。此外，根据德国股份有限公司法第90条第3款第2项和第5款的规定，单个监事会成员拥有独立的权利督促董事会履行义务。也就是说，单个监事有权提起诉讼，但是监事会是无权提起诉讼的。
三、中国场景下的公司内部机关诉讼取舍
上文的欧宝案为德国公司法的理论界和实务界提供了一次充分探讨和研究公司内部诉讼的良好契机，虽然我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现了类似的内部诉讼问题，但是对于这一问题的研讨仍然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1．研究的路径与公司治理的策略
在笔者看来，德国学者多数学者偏重于理论上的争论是有多大的实践意义，因为这种源于概念法学上烦琐的逻辑推论根本无助于问题最终解决。相反，以价值衡量方面的考量可能更加符合这一问题提出的终极目的。[14]为此，我们应该抛开关于内部机关的权利能力方面的论证，转而寻求价值衡量方面的路径，因为无论是当事人能力问题还是诉讼行为能力问题，都不是一个形式逻辑推演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证逻辑问题。[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