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国际劳动和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是当务之急
必须看到,世界自由贸易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劳工具有有时相同有时相反的利益,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对于企业和劳动者的各自利益也有很大差别。针对此次全球化经济危机,在2009年初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发展中国家呼吁全球合作,而世界领袖美国则唱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反调;与发展中各国民众支持政府刺激企业的政策相反,素有社会主义传统的欧美工人却认为化解危机须从社会公平做起。个中原因,需要深思。我们应当从国际社会公平和国内社会公平的利益角度来衡量国际贸易和国内经济政策。这尤其需要加强对国际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研究和改进,认识国际劳资矛盾的深化,探讨其缓解办法。
本次全球经济危机的根源,是国际金融业疯狂追求高额利润而降低风险控制水平。但从生产过剩的实质看,全球经济危机的真正原因是畸高的资产价格和畸低的劳动力价格即工资所导致的经济严重失衡,是全球范围内劳资关系矛盾的又一次集中体现。当低收入劳动者群体收入增长的幅度大大低于房地产价格的增幅,以致他们根本无法按时偿还高额贷款,这就必然导致整个产业链条断裂。因此,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廉价劳动力时代已经结束。应当看到,房屋作为资本品,高房价对政府、房地产企业、投资者等资本持有者是有利的,而对于收入低微的普通劳动者则显然是极端不利的。因此,各国解决全球经济危机的根本出路可能是给过高的资产价格降温,使其维持在一个合理的、公平的市场利润水平,而不是让企业家、投机者一夜暴富,增加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扩大其消费,使生产供给与消费需求实现基本平衡。而全球商品生产与消费的平衡根本上取决于劳资分配的平衡,又决定着全球供求关系平衡。因此,全球劳资分配的平衡最终决定全球市场经济的平衡。这或许就是马克思所预言的世界社会主义的前兆。
世界自由贸易对各国劳工的福利水平即
劳动法保护水平并非完全的福音,而呈现复杂的矛盾。资本的流动一向青睐劳动力成本低的地区,所以贸易和投资繁荣的地区并非是劳动者福利高的地区。十九世纪以前的世界自由贸易正值西方资本主义大幅扩张时期,输出的主要是产品和投资,输入或掠夺的则是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当20世纪7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全民福利水平大幅提高以后,国内购买力旺盛,超前消费模式形成。而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利润降低,于是纷纷前往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国家,形成跨国公司,并大量进口外国产品。久而久之,发达国家劳动者的高工资、高福利必然难以为继,因为工资刚性使得工资福利水平难以降低,结果只能是企业外流,国内出现大量自愿性失业。而这恰恰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在发展中国家大量引进外资和出口产品之时,他们的工人虽然忍受外国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但增加了工资收入,同时,工人因为国家税收的增加和本国企业的迅速成长,也增加了就业机会。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所得,正是发达国家的劳工所失,而世界劳工的所失,正是世界资本家的所得。所以,目前发达国家的劳工反对全球自由贸易的呼声一直没有停止过,在每年世界贸易组织的会场外都有各国劳工的抗议活动。2009年,美国8千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所体现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和法国抗议减薪的大罢工,共同表明了一个基本问题:发达国家对于全球自由贸易进一步发展的目标是保护和提高本国人民的就业和福利,而不是企业家的利润、外国的出口利益和外国劳动者的就业水平。
当然,我们应当客观地看待这一世界范围内的劳资关系矛盾。任何国家,没有企业和资本的投资,不可能产生劳工。农业和小商品生产主要产生自我雇佣者而非劳工。因此,劳资关系本质上就是现代工商业生产关系,劳资双方就是互相依存的利益相关者,谁也离不开谁。问题是,劳资之间如何分配生产经营利润?在一个国家这个问题可以很好解决,但是在世界范围内,显然目前还不可能解决。因为各国的发展程度不同,各国劳工的利益诉求自然难以统一。而企业自然是希望劳动力成本越低越好。所以,国际企业界有足够的共识要求各国政府开放市场,而国际劳工组织则显然难以形成有效行动,要求各国普遍提高劳工待遇。各国政府目前采取的经济刺激计划显然是首先有利于企业界的,而不是着眼于劳工阶层。客观地说,这是因为企业是生产经营的母体,而劳工只是生产要素。从世界范围看,21世纪的世界自由贸易显然对于发展中国家及其企业、劳工最为有利,而对发达国家及其劳工,与19世纪相比,当然不利因素要多些。这也是世界经济均衡发展的必然过程。当企业和资本按照惯性不停地向劳动力更低的国家寻求超额利润时,只要存在这样的利润空间,这种发展将不会停止,即使世界要越来越多地承受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等问题。资本主义最终必然要使世界各国达到接近平均的富裕水平,在此期间,它必然降低发达国家劳工的工资水平,而提高发展中国家劳工的工资水平,直至两者大致平均。此时,全球企业和资本的利润,也就达到了平均利润。至于以后再如何发展,则必然是有新的偶然因素打破了这种平均,从而使发展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