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得不承认，法治（rule of law）、人权、民主等概念都不是在中国土生土长而是近代以后从国外传进来的。然而，由于中国专制主义传统根深蒂固，所以正如鲁迅所说：“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人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58]并非为法学专家的李慎之也写道：“‘民主’一辞，明明是外来的，到了中国变成了‘为民做主’，也明明是rule of law的翻译，但是没过多久，变成了‘依法治国’的，变成了rule by law了。中国意识形态的惰性或惯性简直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59]正因如此，直到现在中国还有许多法学专家对依法治国（rule by law）与法治（rule of law）之间的常识性区别也没有搞清楚。
　　顺便提一下，在中国的历史以及汉语中，有些现代常用词汇如“权利”和“法治”在古代也有过，但同一词汇的古今含义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根据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权利”一词在中国古代是指“权势及货财”，显然与现代用语中的权利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法治”一词在中国古代是指君主“根据法律治理国家”即依法治国（rule by law），这与英国封建时代以限制君主权力为主要特征的法治（rule of law）含义也显然不同。然而，当rule of law的概念近代传人中国以后，人们仍沿用“法治”一词来翻译而没有另造新词汇。[60]而且，在中国特定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中，如前引李慎之所言，传人中国的法治（rule of law）也蜕变为依法治国（rule by law）了。难怪至今中国法学界在议论法治时仍然存在着用语及其含义上的混乱。[61]我希望今后有一天在中国人的语境中，人们能像使用权利一词那样使用法治一词。[62]
　　九、中国有法治（rule of law）的“本土资源”吗
　　朱苏力是以译介美国法学家波斯纳的法律经济分析理论和提倡所谓中国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而在相对闭塞的内地法学界知名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国内近年来更加显现的崇美媚外和民族主义混杂的社会风气。波斯纳是一个著作等身的法学家，研究论述的范围相当广泛，其中他最主要的法律经济分析理论是一个没有伦理学基础的实用主义法学理论，其特点是偏重经济效率（追求财富最大化）并漠视公平正义和人的尊严，在美国更受到保守的政客及财阀的青睐。波斯纳的法律经济分析也因此而成为受美国法学界主流批判最多的学说之一（所以引证率也最高）。[63]恐怕波斯纳本人做梦都不会想到他那套理论竟然在信奉社会主义的中国被追随者们捧红起来。
　　倘若朱苏力仅限于应用波斯纳的理论，为减少“交易费用”而提倡利用中国（非司法诉讼形式的）民间传统方式解决邻里之间“私权的冲突”，那也就又当别论了。但是，朱苏力对中国的“本土资源”明确冠以“法治”的前提，这就需要具体分析了。朱苏力似乎对法治这个概念有着更为含混的理解。如前所述，他在关于欧洲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以及19世纪德国统一等问题上就把“法治”混同于“法制”。抛开法律用语上的混乱不讲，如果朱苏力仅从法制或依法治国（rule by law）的角度讨论中国的法律文化传统或“本土资源”，我也没有什么异议。但如前所述，由于中国本土从来没有法治（rule of law）的历史传统，所以如果朱苏力从与限制国家公权力的法治角度来提倡中国的“本土资源”就缺乏历史根据了。
　　实际上，从朱苏力的一些论点特别是对陕西省“黄碟案”的著名评论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所说的“本土资源”确实与公权力有着密切的联系。所谓“黄碟案”是指2002年8月18日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警方接到电话举报说有一对夫妻在其住所看色情（成人）影碟，四名警察在没有出示警官证、搜查证和逮捕证的情况下于夜间突然闯入这对夫妻的卧室强行搜查和抓人。[64]虽然事后当地警方已向当事人赔礼道歉和经济补偿，但朱苏力仍然认为“警察干预有合法基础”，因为这对夫妻在家看“黄碟”“侵犯了”那个举报人“不看黄碟的权利”，是举报人为了减少“交易费用”而“打电话让警方干预”的，因此“是两个私权的冲突”。[65]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举报人“不看黄碟的权利”受到了侵犯，因为该举报人并没有被要求共同观看“黄碟”，被举报的那对夫妻也不可能对邻里公开播放“黄碟”，所以不排除该举报人是那对夫妻隐私偷窥者的可能性。尽管如此，朱苏力坚持从他杜撰出来的举报人的“权利”受到“侵犯”出发，引申出警察即使违反法律程序侵犯公民私生活也具有“正当性”的结论。朱苏力对待政府及其警察行使公权力的态度也由此可见一斑。
　　无论从法理还是从道德角度来看，朱苏力的论点都不值得一驳。但值得人们注意的是，朱苏力在这里“活学活用”美国人波斯纳法律经济分析理论，以减少“交易费用”为由将“私权的冲突”与公权力“巧妙”地联系起来。这就暴露出朱苏力提倡所谓中国“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一大特色：即只要存在“私权的冲突”并由“冲突”一方“举报”或告密，公权力的行使就具有不受法律约束的“合法基础”和“正当性”，就可以侵犯“冲突”另一方的个人权利和自由。这哪里是法治的“本土资源”？这分明是专制和极权的“本土资源”！
　　现在的问题是朱苏力提倡的所谓中国“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与他本人在中共中央政法委研讨班讲座的内容有什么联系呢？所谓中国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到底应该姓“社”还是姓“资”呢？已如前述，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没有过限制皇权意义上的法治（rule of law）及其“本土资源”，相反却非常富有专制主义的法律传统。而朱苏力所提倡的中国“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主要源于中国历史上形成的“民间法”或地方民俗，因而可惜不大好归属于朱苏力反复突出强调“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为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了，但恐怕更不能归属于强调遵守法律程序和尊重个人自由的“资本主义法治思想”。
　　朱苏力在讲座中强调：“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尽管不能神经过敏，但一定要保持一定的政治警惕和政治敏感。”的确，朱苏力对反专制过程中形成的“资本主义法治思想”保持着近似神经过敏的“政治警惕和政治敏感”，但另一方面他却对有着长期专制历史的中国“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兴趣盎然。孰先进孰落后，大概不必给出答案了。
　　结论：法治、人权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专利品
　　法治与人权都是人类文明长期发展的产物，尽管一些观念及制度在历史上首先出现在西方国家，但并不因此而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品。人类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只有确立法治，国家才能实现长治久安；只有在确立法治的国家，人权才能受到有效的保护。
　　应该承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教训中既有“糟粕”也有“精华”。前者如西欧各国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剥夺农民土地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工业化时期的血汗工厂制度、童工制度、19世纪70年代以前对劳动者结社自由的普遍压制以及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西方各国尤其在美国社会显著存在的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等等。后者如限制政府权力、司法独立、新闻出版自由、民主选举制度，等等。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年来中国社会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身早已抛弃的许多“糟粕”都毫无保留地捡过来发挥“余热”。但奇怪的是，朱苏力主张“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并不是为了对西方资本主义历史上的“糟粕”在当代中国社会的泛滥现象提出警告，而是专门为了对以司法独立、保障人权为主要内容的“资本主义法治思想”提出“必须要有充分的警惕”。朱苏力在讲座中还讲了下面这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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