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为什么偏好奥尔森
显然，奥尔森有关国家起源的“匪帮理论”，同契约理论一样，亦有其前提假设，且也只是一个理论模型，而非对历史上国家如何发生的实际描述。这样一来，可能就会有学者不认为奥尔森的理论相对于契约理论具有什么优势，只是众多解释理论中的一种，也只是一定视角的部分真理而已。的确，理论总需要一些假设作为其推理论证的前提，作为其逻辑上的起点，以求得其思想体系的自洽，但一种理论所需的“前提假设”越多，就意味着这种理论越复杂，人们理解接受该理论的成本更高，且其成立条件越难以满足，有效性越弱，对真实世界的解释力与干预能力越有限。奥尔森匪帮理论的前提假设只有一个，那就是“理性人”假设。如前所述，契约理论至少需要自然状态下个体的实力是平等的及交易费用为零两个假设，而且这两个假设显然都远远背离了真实的世界，完全是不可能的。而“理性人”尽管也是一个假设，但却更容易为经验事实所支持。尽管可以现实世界中存在利他性行为来作为反对“理性人”假设的理由，但并不能构成一项有效的攻击。即使后退一步接受这一攻击，我们仍然有足够的理由把“理性人”作为理论的前提，尤其是作为致力于为人类制度运作与设计提供解释和帮助的理论的前提。且不用说在统计意义上理性自利是一种更为普遍的行为模式，只要我们无法证明所有的人都是利他的，我们在进行制度设计及相关理论推演时，就必须以“理性人”为前提。只有以此为基础的制度才将有助于阻止自利者为恶，却不会妨碍利他者为善。如果人人都是天使，我们就不再需要法律。实际上，“理性人”也已经是经济学、政治学、法经济学及其他社会科学广为接受的理论前提。[44]如此，相较于契约理论而言，奥尔森的匪帮理论就拥有更为可靠的前提基础，若其逻辑推理没有问题，中间亦没有忽略必不可少的其他变量，那么其对现实世界就将拥有更为强大的解释力与干预力，更能够为人们理解和解决实践问题提供帮助。
可能会有批评说，奥尔森的匪帮理论也只是一个理论模型，其并未能真正说明现实中的第一个国家就是如此这般建立起来的，这一点同契约理论并没有什么不同。奥尔森的理论实质上主要是一种解释性理论，其重在解释国家起源的原因及各个变量间的运作逻辑。如此其同旨在精确描述社会现象的描述性理论就有所不同，其重要的不在于描述国家起源的细节，而在于发现、提炼国家起源的支配性力量，并将其运作模式概括抽象为简约的模型，以形成富有解释力的理论。况且描述性的理论不可能亦不应该记录现实世界的所有细节，这样的理论将因为过于复杂而没有价值。理论的价值就在于将复杂的外部世界简单化，找到对世界具有支配性的关键变量，并将它们用线联起来，以便于人们理解和把握外部世界，进而帮助人们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如果理论过分注重描述事实细节，则可能由于缺乏应有的抽象力概括力或圉于现象未能理清背后的支配力量与运作规律，而大大减损了理论的品性与价值。“理论如果不高于实践(至少是和实践相脱离)，那就不能称为理论”。[45]因此不同于现实世界甚至是“脱离”现实的简单理论模型恰恰才是我们需要的。奥尔森的匪帮模型并不会因为其同现实世界的“不一样”， 而在解释力上有什么减损，简约恰恰是其优势所在。
至于说不同的理论只是从不同的角度与进路对社会现象做出的不同解释，它们在各自的领域都是部分真理，我们只在有限的意义上承认这一判断。如对于当代具有契约性的民选政府的正当化与合法化而言，契约理论显然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更具说服力的理论，在这一点上，奥尔森的理论并不具有优势。但当我们追问政府是如何产生的，民主政府又是如何由专制政府过渡而来的，契约理论就无能为力了。它的回答只能是通过缔结契约而产生，即使我们把这接受为一种回答(根据上文的分析这算不上一种回答)，其也只是结果意义上的同义反复循环论证，问题的关键在于此项契约如何能够发生？如文中所述，奥尔森的理论为公权力的发生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且其同样可以解释民主如何由专制过渡而来。尽管不同的理论都是对社会现象的不同解释，但我们认为，不同的理论间是存在竞争的。对于同一事实具有相同解释力的理论，哪个理论更为简单，哪个就更好更具竞争优势。因为同其他理论相比，它以更低的成本向人们提供了同样的信息。事实上，哥白尼的“日心说”之所以取代托勒密的“地心说”，相当程度上就在于前者比后者更为简洁。同样复杂的两种理论，哪个理论对事实的解释更具说服力，或尽管对某种事实具有同样的解释力，但却同时能够解释其他更多的事实，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哪个理论就更好更具竞争优势。因为它以同样的成本，为人们提供了更多更有效的信息或解释了更多的事实。对于国家起源这一命题而言，奥尔森的匪帮理论显然是比契约理论更富解释力且更为简单的，从而是更具竞争优势的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