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是高蹈的远景，地方政府的GDP生存逻辑才是具体的现实。“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许多基层法院所面临的一个基本的制度约束。现在基层法院办案受到政府直接干预的情况的确是越来越少，但法院整体的工作和发展还是不可避免地要受当地政府的制约，服从服务于当地政府的工作大局。我们所在的这一基层法院办案经费不是问题，办公条件也得到了很大改善，但这个县级市每年的财政收入以及它在全国百强县中的排名，依然是法院的领导不能不关心的问题。

　　发展经济靠的是招商引资，招商引资靠的是政策优惠，项目的审批、立项、建设、投产，有“绿色通道”一条龙服务，土地、工商、税务、城建、环保等等一系列部门都密切配合。法院作为司法部门虽然不会直接参与——法院和公安一样，只是负责保证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稳定环境”，但亦不能自绝于为政府招商引资、发展经济降低交易成本的这样一个“场域”。在当地土地储备不足的情况下，投资办厂需要土地;招商引资有必要重塑城市形象、“打造城市名片”，所以旧城改造也需要土地;级差地租形成，外来人口增多，房地产开发还是需要土地。推民房起高楼似乎成了当下经济发展的必经之途，似乎任何东西都抵挡不住开发商轰鸣的推土机。这一过程中，如果有“钉子户”到法院告状，基层法院要么因为“受案范围”的缘故不敢受理，要么受理之后帮助政府从中“协调”——但法律规定，行政诉讼期间不中止强制拆迁的行政裁决的执行。

　　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一些纠纷在所难免，个别判决的执行遇到一些阻力也属正常，但如果执行庭里涉及建筑承包纠纷的待执行判决越堆越高，执行庭一次次为农民工讨薪的行动都差不多全体出动、大动干戈，那就恐怕不仅仅是“执行难”的问题了。不惟如此，从社会转型的角度而言，因为渐次被纳入到现代社会系统中的“责任主体”尚未最终定型，“历史遗留问题”不断累积，所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法律主体身份模糊混乱。乡镇政府、政府部门“多方筹措资金改善办公条件”，国企改制分流，“挂靠企业”剥离，事业单位“法人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林林总总的纠纷，往往也都是“找不到管事负责的主儿”。基层法院执行庭一次次清理积案的“专项行动”，都需要党委、政府、公安、工商、银行、劳保等等其他系统的配合协作，“重拳出击”，方能收到一定的成效。

　　基层法院既然无力触碰体制性的问题，所以也就只能如灭火队一般着眼于个案的“摆平理顺”。这个法院执行庭每年70—80%的“执结率”中，一般都包含三种执结形式：执行完毕、双方和解或申请人自愿放弃。真正全额执行完毕的案件可谓少之又少，至少有一半的案件并非“案结事了”，而是“不了了之”。因此，与其说“执行难”是一个社会问题，强调“执行难”问题的彻底解决需要社会各系统之间的协作配合;不如反过来说，转型时期诸多无法解决的社会矛盾、“历史遗留问题”都需要“执行难”这一法治话语的修辞来推脱、回避与掩饰。因为坦白言之，转型时期许多复杂的矛盾冲突可能永远都无法得到实质性的解决，但是又必须将这些矛盾纠纷化约为一个“执行难”问题，在形式上找到一个纾解社会压力的出口。一方面，“司法独立”的法院像海绵一样吸收大量的社会纠纷——“有纠纷找法院”、“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但另一方面，作为“政府”之一部的法院又像一块绝缘体，为政府“排忧解难”，替“政府”隔离和分担着合法性的压力——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是因为“执行不力”、“执行难”，是法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