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银行无论是作为物的担保债权人还是作为普通债权人没有得到好的保护时，要他们积极地把债务企业带入破产法庭是不现实的。统计数据显示从1988年到1996年共有11,267个破产案件[29]。然而在1996年的所有破产案件中，只有1.2%的案件是由银行向法庭提起的。另一个造成银行不积极干预的原因是银行的经理人员并没有严格审查贷款申请。在这种情况下提起诉讼会使这些管理人员受到行政审查甚至遭受刑事责任。

　　为什么中国的债权人没有得到好的保护的第二个原因是不健全的破产机制和破产法实施的困难性。破产法需要进一步的完善。至今，仍无一部适用于各种企业的破产法。更严重的问题是难以用破产法去保护债权人的权利。还有，中国的银行是不允许在债务企业拥有股票的。从前一节的讨论可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中国的银行不能在债务企业拥有股份而使得中国的银行比日本和德国的银行对债务企业的控制更微弱。结果是中国债务企业的道德危机将更严重。

　　因为中国也己经建立了股票市场，对债权人保护的不足可以通过以发展强的股票市场为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而得以弥补。事实上对中国的股市也有过高的期望。有人认为如果股价能正确反映出企业的盈利能力，资本市场就能优化资源配置[30]。也有人认为资本市场创立了一个争夺公司控制权的市场。有的改革者认为资本市场比银行更能配置生产性资源。还有，资本市场给企业更多的融资自主性。企业的这种金融自主性可使他们摆脱地方，部门和官僚的压力而更灵活地对市场机会作出迅速的反应。

　　自从90年建立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和91年建立了堔圳证券交易所后[31]，中国的股票市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到2000年底已有1211个公司在国内外上市[32]。跟1993年公司在股市融资10%相比，2000年12月公司股票市场的融资已增加到30%。股票市场的市值现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7%左右。在中国目前对小股东的保护还很弱的情况下，这是令人迷惑的。高的储蓄率和缺少有选择的投资渠道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投资者屡遭欺诈的情况下中国的股市能很快地发展。以公司是否给资本的供给者合理回报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公司治理制度亟待改善。

　　小股东的不完善保护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首先，刑事起诉的提起少的可怜。虽然《公司法》和《证券发行和交易暂行条例》没有对错误陈述的刑事责任作出规定，但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有明确规定。根据该《决定》，制作虚假的招股说明书、认股书、公司债务募集办法发行股票或者公司债券，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它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以并处非法募集资金金额百分之五以下的罚金。相类似的条款被吸收到1997年的刑法中。尽管有这样明确的条款和许多错误陈述案件，直到2000年才有第一个对董事由于欺诈性的错误陈述而处以刑事责任的案件。

　　第二，有关错误陈述的民事赔偿机制不仅很不完善而且没有得到有效实施。跟相对清楚的刑事责任条款相比，仅有几条较为粗略的民事责任条款。《证券发行和交易暂行条款》第77条规定任何违反该条款及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人都应该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由于该条款规范了错误陈述、内幕交易、操作市场和中间机构欺诈客户等至少四类的不良行为，要经验不太丰富而又无立法权的法官去处理因筹资公司或中间机构在披露文件中作了错误陈述的案件是非常困难的。由于这一原因，该条例中的第77条从未被用来处理被告的错误陈述行为。根据《证券法》第63条，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公告招股说明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财务会计报告、上市报告文件、年度报告、中期报告、临时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发行人和承销的证券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和承销的证券公司中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第63条针对的是上市公司和承销商由于在披露文件中作欺诈性、故失性的错误陈述和重大遗漏而产生的民事责任。该法第202条针对的是因中间机构欺诈性的错误陈述而产生的民事责任。依据该法202条，为证券的发行，上市或者证券交易活动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专业机构，就其所应负责的内容弄虚作假并且给他人造成损害的，承担违带赔偿责任。该条至少有两个缺陷。第一，欺诈性的错误陈述在司法实践中是难以证明的。更好的办法是要求被告由于故失性的错误陈述而给他人造成损害也承担民事责任。第二，没有必要只要求中间机构仅承担连带责任。如果故错完全是由中间机构造成的，他们可以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纵然《证券法》第202条有些缺陷，该法第63条对过失性的错误陈述的民事法律责任的规定还是相对清楚的。然而，虽然存在许多欺诈性和故失性的错误陈述案件，至今还无一个要求被告赔偿股民损失的法院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