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基础上的监督是晦涩的，要保持合作又要适当给予监督，笔者以为，有生命力又不远离基本国情的方式是“监督基础上的合作”，一者，政法委书记保持独立性，不要去兼任公安局长了；二者，公检法的密切配合要恒于个案，让侦查人员出庭旁听公诉；三者，政法机关大系统下竞争机制产生，尤其是于个案下的三者具体办案人员的竞争，有竞争才会有“对抗”，“对抗”才会产生监督，而这种业务上的监督并不排斥合作，甚至还会加强合作。要合作，还要监督，要监督还得顾全大局，有时候我们身上承载了太多期待，以至于我们突然忘记自己是干什么的。既然承载不可避免，那么就让承载变得科学些。

　　合作有时候真是让人感动，具体到我这个案子，侦查机关没有刑讯逼供、没有暴力取证，我的监督也仅仅限于一两句话，一些细心观察罢了。不至于启动其他法律程序，增加工作负担。法院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公诉人就不需要百忙之中出庭于一个简单于空明了的案件，有更大精力投入到更多的大案中。

　　监督、合作，藏于心中，却又会流于空中。某些时候，捧着如风如雾的法治理想，我在想，这个既飘渺又硬邦邦的东西是否有必要那么较真地追逐着？那些东西是否是水中月亮？看着鲜亮，其实经不起猴子尾巴一碰。

　　为实现国家刑罚权，公检法密切配合、精诚合作、还得“疑神疑鬼”，我们的检察机关是否扛的太多了些？一个刑事案件，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公诉，法院审判，除了在某些时候询问被害人，提取被害人意见之外，我们给予被害人在一个案件中的发言权太少了，以至于那些本来和被害人密切相关的事情，结果却是把害人被甩在一边。当然，犯罪作为对统治秩序的公然挑战，又国家公权力扛起重担是理所当然了，就不需要私力救济下的“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了”。

　　当我们的司法机关自以为程序正当、适用法律正确地实现了社会公平正义，把被告人顺利地送进了监狱，科以了刑罚处罚。此刻被害人正凄惨地躲在一边舔舐自己那一时、甚至一世都无法抚平的伤口时，而他，仅仅想听到一句道歉的话也没有满足。我在反问，这种几乎排斥了被害人发言权的刑事案件办理方式是否真正“正义”了？“正义”之于一个刑事案件，尤其是一个重大刑事案件的真正内涵是什么？

　　是的，我们给予了被害人一定的权利，让他们可以附带民事诉讼，还可以单独提起诉讼，也规定了公诉人员在办理案件时听取被害人的意见，还可以让被害人作为证人出庭指证，这些似乎足以为让被害人受伤的心灵得到抚慰。但是一个被抢者看到了那个罪恶滔天的家伙判处了十年，十五年；一个被骗者拿回了自己失去的财富，这些就足够了吗？他们之于被告人是否还需要有一种心灵上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