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级官吏只能严格地拟律，“九卿”等大臣可以在特殊案件的解释中突破律例的限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后由皇帝决定是否采纳大臣的建议，等等。这种司法模式，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特殊事物，清代如此，清以前直至秦汉，小的枝节或有差异，但大框架仍如此。这种模式，《晋书·刑法志》中引用刘颂的话，早已归纳论述得很透彻了：
“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穷塞，故使大臣释滞；事有时宜，故人主权断。”
又曰：
“天下万事，自非斯格重为，故不近似此类，不得出以意妄议，其余皆以律令从事。然后法信于天下，人听不惑，吏不容奸，可以言政。人主轨斯格以责群下，大臣小吏各守其局，则法一矣。”
这些描写，可能会有人只将其看作刘颂的个人观点，其实，它能够进入正史之《刑法志》，已经证明它就是古代君臣推崇的政治观和法律观。重要的是，秦以后的司法体制是按照这种观念去规划的。看到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三法司核拟”、“九卿定议”和“恭候钦定”之间的关系了。“三法司核拟”仍是“令主者守文”的层面，即官吏不得“以意妄议”；“九卿定议”则体现了“大臣释滞”，只不过在清代，“大臣”的个体性消泯了，代之以9个中央机构的共同意见；最后，“恭候钦定”则与“人主权断”是同一种表达句式。
当然，在严格拟律的文书下面，可能隐藏着龌龊的交易，可能掩盖着野蛮的行径，这是毫不足怪的。有足够的理由怀疑：清代的大臣小吏们是否真的“各守其局”？是否在现实生活中循规蹈矩，不敢以权谋私？这些问题，促使我们认识到，需要利用更广泛的资料，方能更加接近历史的真面目。但无论如何，中国古代的司法不是一个荒诞的制度，更不是像有的学者所谈论的那种带有妖魔气味的制度。将中国古代司法妖魔化，并最终使得古代的司法传统变得不可理解，这既是中国法制史研究滞后，未能够提供充分合理的解释而造成的；又是长期因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而宣传灌输的结果。妖魔化的想象，说明我们与研究对象之间已经太陌生了，以至于留出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中国古代司法当然不是宪政下的司法，更不是民主体制内的司法。这是没有异议的。不过，当人们迫不及待地要在各种场合下说出这些命题时，究竟意味着什么？
更多的人是带着已经成熟的想象去学习中国法律史。与其说他们希望从中国法制史中学到什么，毋宁说他们希望迅速地从这种学习中得到某些证据。所以，他们总是浅尝辄止，或者说，他们只是一边浏览一边切割“证据”。历史之所以具有价值，是因为可以使某些人的想象得以腾飞。
这样，就毫不奇怪地听到各种法律人的嘴里冒出以下话语：“古代就是这样”；“古代和今天是一样的”。接下来是更加奇怪的逻辑：因为古今是如此相似或相同，所以，今天的一切都是古代造成的。和很多人一样，我在很多方面承认那个前提，但我看不到前提和结论之间具有实质性的因果关系。要证明这两种现象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仅仅证明它们在时间上有延续性，是远远不够的。但就是这种愚蠢的言说，居然被津津有味地长期流传。
笔者想提醒的是：当下的一切首先要从当下找原因，然后再从离当下不远的时空中去找原因。事实上，当下的诸多现象，大多通过一些世人皆知的原因，就可得到合理的解释，但对许多人来说，他们对真正的原因三缄其口，而更愿意把一切责任轻松地推到古人的身上。，笔者觉得，这至少可以说是一种怯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