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士江施放洋枪误杀胞兄一案，应否“夹签”和“九卿定议”，律例并无明文规定。但这个案件的处理，将有可能成为“成案”，继而可能成为“条例”。这似乎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夹签”和“九卿定议”制度的性质，它们的意义，并不仅仅是律例中对它们有所规定那样简单。事实上，不是条例在规定它们，而是它们在创造条例。也就是说，“夹签”和“九卿定议”制度是创造法律的制度，启动“夹签”和“九卿定议”，不仅仅是启动了一项司法程序。司法是对现行法的适用和解释，就此而言，清代的“三法司核拟”已经能够承担这一任务。到了“三法司核拟”这一阶段走完时，运用现行律例量刑的工作已经走完了。“三法司核拟”的结果，就是适用现行律例的最终结果。
但是，严格适用现行律例，可能会产生很荒唐的结果。判决很可能会“不惬人心”，不合天理人情，比如，说刘士江有致胞兄于死地的主观故意，这是无论谁也不服的。因此，只能启动一项完全不同于解释现行法的制度，这就是“夹签”制度和“九卿定议”的主要作用所在。因此，一方面，“九卿定议”是清代有法外量刑情节的服制命案所需履行的特别司法程序，另一方面，考虑它的判决可能在纂例时成为条例，它又可以视为一项准立法程序。
结语
以当今的刑法理论来看，清代的“九卿定议”制度，更像是一种“法外量刑”制度。我国现行《刑法》第63条2款规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这是一条典型的“法外量刑”的条款。条款所规定的“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唯有最高法院享有解释权。但是，根据这一条款和核准程序而作出的判决，仍是一种司法结果。“九卿定议”与现代刑法所谓的“法外量刑”，既有相同，又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是，“九卿”的地位就相当于“最高法院”，只有它能“核准”一种不具有现行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而不同的是，由于清代的纂例制度，经“九卿定议”，并经皇帝“依议”的案件，将很可能纂入条例，成为成文法，因此，“九卿定议”部分地履行着立法的职能。
通过研究“九卿定议”制度，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清代刑事司法制度的特征。重大的刑事案件，从督抚以下各级官员到刑部以至于三法司，均只有严格援引律例的规定，不得越雷池一步。《大清律例》中有“断罪引律令”条，不但官司断罪不引律例有罪，且即使是皇帝特旨断罪，临时处治者，只要未纂为定律，就不得引比。其条例云：“除正律、正例而外，凡属成案，未经通行著为定例，一概严禁，毋得混行牵引，致罪有出入。”
通过查阅刑科题本，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各级官司在刑事案件的办理中，尚未有敢于抛开律例或背离律例去拟律者。关于“九卿定议”的研究，一方面说明了，清代刑事司法是如何“法外施恩”的；另一方面，通过比较“九卿定议”与“三法司核拟”，我们发现，除服制命案中有“九卿定议”和“恭候钦定”这两个细小的口子，各级有司均须严格征引律例以拟律。重大的命盗死刑案件如此，次一等的减流案件等也莫不如此。稍有拟律不当，即遭刑部严驳，如在刑科题本中常可看到内阁刑科的一种批红：“刑部所驳甚是。余依议”。这样一种司法体制，不管是否在客观上得到了公正的结果，但从主观意图上说，这种体制对下级官吏抱有严重的不信任态度，它试图严格控制下级官吏的司法行为，杜绝官吏在案件处理中高下其手的机会，以保证案件结果的公正性。所以，从刑事司法程序和档案中来看，在适用法律方面，认为清代官员在刑事案件的办理中可以恣意妄为的观点，是一种想象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