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九卿定议”和“九卿会审”的不同，首先反映为它们各属不同阶段的两种程序。某案进入“九卿定议”程序，意味着审转具题程序尚在持续，对该案犯是立决还是监候，尚待“定议”，故无法进入秋审或朝审程序。其次，“九卿定议”和“九卿会审”的结果也不相同。“九卿定议”的结果是立决或监候，一般来说，其结果均是改立决为监候。以崔霍氏案为例，督抚、三法司核拟的结果，均以妻殴夫致死斩决律，拟斩决。若如此，则崔霍氏当斩立决，毋庸进入秋审程序。而转入“九卿定议”程序后，再经九卿定议，引用相关条例，定议的结果是“将该犯妇崔霍氏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仍恭候钦定。”最后，由内阁奉旨在九卿题本上批红：“霍氏依议，改为应斩，著监候，秋后处决。余依议。”这样，崔霍氏即免去立决的后果，而可以进入到明年秋审中去。至于“九卿会审”，其实是九卿、詹事、科道在每年8月内齐集会审全国的秋审案件，最后分别实、缓、矜、留4种结果，具题皇帝。
三、“九卿定议”与“夹签”制度
清代刑事案件的审转程序，郑秦先生称其为“逐级审转复核制”，其基本流程如下：“一般发生在地方的命盗案件，由州县开始初审，勘验尸伤现场，而后按管辖级别，逐级审转复核，经州县、府、按察司，直到督抚。地方审理死刑案件，重要的是‘拟律’，即提出定罪量刑的意见，而后由督抚向皇帝具题。命盗斩绞，按清律都有‘立决’和‘监候’两种，督抚具题时应特作申明。”[9]
郑秦先生认为，认识这一套审转制度，应注意以下特点：
1．“刑事案件的逐级向上申报，构成了上一级审判的基础。”“每一级都将不属自己权限的案件主动上报，层层审转，直至有权作出判决的审级批准后才终审。这样，徒刑至督抚，流刑至刑部，死刑最后直至皇帝，所以可以叫做‘逐级审转复核制’。”
2．督抚“具题是向皇帝直接报告，而不是向刑部，把刑部当做各省的‘上一审级’是一种误解。”“督抚向皇帝报告该案，请皇帝发下刑部三法司核拟办理，同时督抚另外将题本的副本‘揭帖’咨送刑部。”[10]
这些归纳和定性，今天看来仍为不刊之论。其中，对于上引之第2点，郑秦先生特别指出：“督抚具题程序的这种特点多为研究者所忽略，其实这不是无谓的文牍问题，而反映了清代重要的政治法律制度：只有皇帝才有权力决定死刑和其他重大政务，三法司、六部等不过是皇帝的办事机构。”[11]这里强调了皇帝对死刑案件的最终决定权，自是无可厚非。但这并不是说死刑审转中的各级程序是可有可无的。郑秦先生在此处不过是回应当时有人把督抚咨送刑部这一程序，误判为上报刑部的观点。
当督抚具题死刑案件之后，经过内阁刑科票拟，照例是奉旨“三法司核拟具奏。”说是三法司核拟，其实真正的工作是由刑部承担。“核拟”的主要工作，是看情节是否还有疑似之处，定罪是否合适，然后拿出意见。对于一般的命盗案件，郑秦先生曾归纳出刑部核拟的结果有：1．凌迟和立决；2．监候；3．杂犯死罪可改徒刑。针对这些情况，内阁例行的票拟分为以下两种：
1．对立决，“著即处斩（绞），余依议。”
2．对监候，批：“依拟应斩（绞），著监候，秋后处决，余依议。”[12]
之外，日常所见还有一种批红，仅批“依议”。
但是，郑秦先生以上归纳的案件类型，总的来说是指“一般的命盗案件”。对于某些情节特殊的服制命案，如上引之崔霍氏因疯砍死本夫一案，内阁还有“九卿定议具奏”的批红。这是郑秦先生在著作中未及讨论的。从光绪十二年的刑科档案来看，九卿定议的案件，均在题本封面上有红色行书，日“九卿定议具奏”，很容易辨认。数量虽然不多，但毕竟是批红的一种。郑秦先生将此类案件放过去，可能与他对这类案件的基本看法有关。因为他在著作中屡屡提及三法司核拟的是“一般的命盗案件”，也就是说，他暂时只讨论“一般的命盗案件”的程序。据此推测，如果非要对“九卿定议”案件归类，估计郑秦先生会倾向于归入“特殊的命盗案件”中，也即，可以认为“九卿定议”并不属于清代死刑审理的普通程序，而是一种特别程序。[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