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科题本档案，正是研究死刑审转具题程序的第一手材料。在上引山东省崔霍氏案的九卿题本中，有一个长长的会衔名单，这个会衔名单，与光绪年间其他的九卿题本中的会衔名单相同，它可直接说明“九卿”的具体内容，我们将此会衔名单抄出如下[6]：
刑部尚书臣宗室麟书；协办大学士尚书臣张之万；左侍郎臣宗室桂全；左侍郎臣薛允升；右侍耶臣贵恒；署右侍郎臣续昌；右侍郎臣许庚身；山东司掌印员外郎臣长春；吏部尚书臣锡瑜；右侍郎臣李鸿藻；户部尚书臣翁同龢；左侍郎臣嵩申；礼部尚书臣宗室延煦；右侍郎臣童华；兵部尚书臣乌拉喜崇阿；左侍郎臣曾纪泽；工部尚书臣宗室□冈；左侍郎臣孙毓汶；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宗室奎润；左副都御史臣白桓；掌山东道监察御史臣爱兴阿；通政使司通政使臣宗室奕林；参议臣冯应寿；大理寺卿臣明桂；少卿臣郭勒敏布；寺丞臣花金绶。
据此可知，参与“九卿定议”的“九卿”分别是：
1．刑部；2．吏部；3．户部；4．礼部；5．兵部；6．工部；7．都察院；8．通政司；9．大理寺。
这个机构名单，可以简化为：九卿=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即薛允升所谓的“六部、都、通、大理”。
“九卿”中，大理寺和都察院本为“三法司”，无需深论。通政司为何职，居然可以位列其中，则需稍加解释。
查“通政司”名称之由来，《明史·职官志二》有交待：
“初，洪武三年置察言司，设司令二人，掌受四方章奏，寻罢。十年置通政使司，以曾秉正为通政使，刘仁为左通政，谕之日：“政犹水也，欲其常通，故以‘通政’名官。卿其审命令以正百司，达幽隐以通庶务。当执奏者勿忌避，当驳正者勿阿随，当敷陈者毋隐蔽，当引见者毋留难。”
可见，通政司以“上通下达”、“政令通畅”为宗旨。
据《明史·职官志二》：
“通政使，掌受内外章疏敷奏封驳之事。凡四方陈情建言，申诉冤滞，或告不法等事，于底簿内誊写诉告缘由，赍状奏闻。凡天下臣民实封入递，即于公厅启视，节写副本，然后奏闻。……。凡议大政、大狱及会推文武大臣，必参预。”
则通政司自建官之始，即可转陈冤狱的职能，并且“凡议大政、大狱”等事，皆有与闻之权。
又据明人陆容的《菽园杂记》卷九记载：
“通政司所以出纳王命，为朝廷之喉舌，宣达下情，广朝廷之聪明，于政体关系最重也。洪武、永乐间，实封皆自御前开拆，故奸臣有事即露，无幸免者。自天顺间，有投匿名奏本言朝廷事者，于是始有关防。然其时但拘留进本人在官候旨意，出即纵之，未尝窥见其所奏事也。后不知始于何年，乃有拆封类进及副本备照之说。一有讦奏左右内臣及勋戚大臣者，本未进而机已泄，被奏者往往经营幸免，原奏者多以虚言受祸。祖宗关防奸党通达下情之意，至是无复存矣，可胜叹哉！”
可见，通政司曾在明初较好地承担了伸冤纠察的职能，只因设置既久，弊窦丛生，慢慢失去了立官之原义。到了清代，仍设通政司，以“掌受各省题本，校阅送阁，稽核程限，违式劾之。洪疑大狱，偕部院豫议。”又，“其兼领者：登闻鼓厅（以参议一人分直，知事帅役巡察。）笔帖式，满洲、汉军各一人，掌叙雪冤滞。诬控越诉者，论如法。”[7]
通政司的职责之一即校阅各省题本，则重大刑事案件的题本，通政司自清初以来一直与闻。又因通政司有“上通下达”之职，在清初曾兼管“登闻鼓厅”，故上诉的状子，有“通状”、“鼓状”之别。后来，“登闻院”改隶通政司，才取消这一区别。这在《清稗类钞》中，言之甚详。[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