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九卿定议
以光绪十二年崔霍氏因疯砍死本夫案为例
俞江
【全文】
引言
在查阅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刑科题本档案时，笔者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每年数百上千件题本中，总会出现数件或十数件封面用朱红色写有“九卿定议具奏”的题本。在各类中国法制史教科书中，均有提到“九卿”者，但“九卿”究为哪些机构？“九卿”在清代司法程序中占有何种地位？“九卿会审”与刑科题本中的“九卿定议”是否为一回事？这些问题，学界至今尚缺乏研究。
国内以往在清代司法制度研究方面，卓有贡献者，当首推已故的郑秦先生。郑秦先生曾查阅过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内阁刑科题本档案，但在他的专著中，仅提到了“三法司”在审转具题和秋审中的地位。[1]可以肯定，当初在查阅刑科题本时，他必已看到不少“九卿定议”案件。今天，作为法史学的后辈，当接触到这个问题，很遗憾不能听到郑秦先生的意见。不过，从郑秦先生在其著作中，屡屡将自己的研究限定在“一般命盗案件”这一范畴来看，或许他认为在“一般命盗案件”之外，尚存有“特殊命盗案件”的程序，只是后者的种类、性质等，未及深论。另外，台湾地区明清司法史专家那思陆先生，在其研究清代中央司法程序的专著中，也把“九卿会议之裁决”放在名为“特别案件审理程序”一章中，但那先生所谓的“特别案件”，是指“宗室觉罗案件”、“职官案件”、“旗人案件”、“蒙古案件”、“京控案件”和“叩阍案件”，[2]与下文论述的一般民人案件的九卿定议程序。尚有区别。
笔者认为，“九卿定议”是清代有法外量刑情节的服制命案所需履行的特别程序。它虽非命盗案件的一般程序，但由于涉及到古人对待特殊命案时的法律态度，对反映传统法律观有特别的意义，故有研究之必要。现不揣浅陋，聊备一文，舛误必多，用作学界批评。
一、“九卿”是哪九个机构
为有助于对“九卿定议”产生直观的认识，以下选取光绪十二年崔霍氏因疯砍死本夫案之九卿定议题本为例。该案案情为：山东省菏泽县民崔洝，其妻崔霍氏患有间歇性疯病，平时并未捆锁。光绪十年5月28日，崔霍氏疯病复发，手执菜刀跳舞，崔洝上前阻拦，不慎被崔霍氏用刀砍中咽喉死亡。
这个案件的督抚题本上去后，照例奉旨“三法司核拟具奏”。三法司具题上去，内阁奉旨：“九卿定议具奏”。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九卿定议”后所上之题本。
清代“九卿会审”中的“九卿”，究竟是哪9个机构，历来有争论。《清稗类钞》说：“咸丰戊午，因会讯故相耆英一案，命大学士六部九卿会议，枢臣徧检档册，并未指定何项衙门为九卿。时军机章京焦佑瀛倡议，以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顺天府尹、宗人府丞、理藩院九项当之，于是九卿之名始定。”[3]
徐珂的这段记载，已不知所本。“九卿会议”的“九卿”，似乎自咸丰年间以来发生争议，按徐珂的说法，九卿是在六部之外再加九卿。
六部之外的“九卿”，还另有一说。《读例存疑点注》的作者，对“九卿”的注释是：“在清代的九卿为都察院、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通政司、宗人府、銮仪卫。”[4]
而《读例存疑》的作者薛允升，在“有司决囚等第”律下的条例中有一则按语，对“九卿”的解释则是：“此例与上条统言九卿、詹事、科道，则六部、都、通、大理，皆系九卿。”[5]
上引三条资料，当以薛允升的按语为是。理由是：薛允升作为刑部尚书，是“九卿会审”的亲历者，自比传言或后世之言更可信。但薛允升的按语，还有进一步证明的必要。因为，薛允升的按语在“有司决囚等第”条下，专指参加“秋审”之“九卿”。而在清代的死刑程序中，“九卿”可以出现在审转具题和秋审两个阶段，两个阶段中的九卿是否有别，尚需进一步的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