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太效应马太效应原是《新约全书?马太福音》中的一个隐喻：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但从《马太福音》和整个《新约全书》来看，马太效应的真正含义是：按才干分配责任，尽管结果是有才干的越来越富，没才干的越来越穷，但倡导富人将财富施舍给穷人才能进天国，其目的实际上是想制造出尽可能大的蛋糕，然后自愿地作公正的分配[33]。
不管马太效应原初的含义如何，确确实实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马太效应已成为事实：8富者愈富，穷者愈穷，而且这种贫富差距在现代社会更呈加剧趋势。这种财富上的累积分配效应既不能归结为出身、努力或运气，也不能归结为才干、选择，而是资本制度和人性作用在出身、努力和运气上的结果。
“金钱具有孽生繁衍性。金钱可生金钱，孽生的金钱又可再生，如此生生不已。五先令经周转变成六先令，再周转变成七先令三便士，如此周转下去变成一百英镑。金钱越多，每次周转再生的钱也就越多了，这样，收益也就增长得越来越快。[34]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德深入研究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财富所得的这种马太效应。他全面考虑了生物学的、人口统计学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因素并给出了一个模型，该模型揭示财富的差距有一种自我扩大的特征，财产所有权以及财产收入的分配，都比劳动收入的分配更加不平等得多。一个拥有很高收入的入，与一个收入很低的人相比，就能把收入中的一个更大的比例用于储蓄。一个人拥有高收入，便能积累起一笔相对于他的高收入而言更高的财产。拥有了巨额财产，他的财产便能获得很高的收益，（这是因为：1、巨额财产能够比小额财产更廉价、更有效地管理好；2、富人们依靠金融顾问，信息更加灵通；3、大财产所有者更容易承担和分散风险。）因此，他的财产收入相对于他的财产而言也更高，这又使他的财产相对于他已经获得的高收入而言又会更高。另一方面，不管由于何种原因，一个人从一开始就有很高的收入，他便能够结成适宜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又能使他找到报酬特别高的工作岗位，这转而又有助于进一步提高他的收入。与此相反，一个人的收入很低，他得自财产的收益相对于他的财产而言便更低，这又会使他的财产相对于他的低收入而言也更低。财产收入之间的高低差别，比劳动收入之间的高低差别要大得多。而且通过财产和获得收入的能力的逐代遗传这些差别很有可能被一代代地遗传下去并被扩大[35]
在信息社会和后信息社会，马太效应更加突出。几乎觉察不出的细微差异成了胜败的分野，亚军和冠军的成绩也许就差那么一点，但在冠军享受成功喜悦和高额奖金的时候，亚军早已经被人们所遗忘。这是因为在知识和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的心理存储空间极为有限，人们只把注意力集中在顶尖的竞争者身上，多数人只要知道几个影视明星、科学家、政治人物的名字也就满足了，而在商业大战中，人们只能记住几个有限的品牌，可以说，以注意力资源的生产和分配的基础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商业关系和经济系统，财富分配的轴心正逐步以对注意力资源的占有程度和和控制能力为依据。例如，一个初中毕业水平的明星做一次广告的收入可以上千万元，要比上千名工人辛勤一年所得还要多。“明星”占有的知识、技能、甚至美貌等“自然资源”只是其拥有的资源的很小一部分，给其带来财富和地位的更为重要的是大众的“注意力资源”。[36]
因为马太效应文明地，在“自由”“自愿”的幌子下产生的，带有很大的隐蔽性，一般人没有注意到此种分配。在这里分配者不是具体的某个人或某一群体，而是看不到的自由经济制度以及人性所产生无形的社会力量。由人性所产生的无形的社会力量难以改变，甚至不可改变。自由经济制度的基础有两个：私有制和自由竞争。支持私有制的观点有两个，首先是自治，“显而显见，确认财产权是划定一个保护我们免于压迫的私人领域的第一步”（康德）。财产是自由的基本要素，从而对于作为道德存在的人的自我表现也是必不可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种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从洛克到诺齐克的政治哲学都将其奉为神圣。其次是功利主义的，财产是促进经济福利和社会的效率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工具，若对人们的劳动果实不加保护，人们就会丧失生产动力，而一个包含有自由转让权的产权制度又保证社会资源流到被估价最高的用途上去，使社会效用最大化。[37]刘军宁对财产权和经济自由推崇备至，在他看来，财产权是人权、经济活动和法律活动的核心，因为它是实现其他权利的物质前提，它为人们创造财富提供了最强大的动力。经济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是一切其他自由的保障，并为其他自由的扩展提供了最有效、最可靠的途径。[38]由此市场经济制度是合理的、有效率的，但并不表明在它之下的财富分配是正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