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人认为，程序公正对于实体公正而言仅仅居于从属地位，当两者不能兼顾时可以"牺牲程序保实体"。这种观念是人治主义的表现，也是权力滥用的社会思想基础。所以，中国社会目前对司法公正的理解必须大声强调程序公正的前提性。不允许任何人践踏正义的程序去追求实体正义的结果，必须通过公正的程序。如果通过公正程序不能实现公正结果，那就得牺牲，就得接受这个牺牲，这就是法治的代价。
法治的第三个基本含义是良法之治。并不是任何法律都可以至高无上，只有那些体现了国民共同意志的社会公约，体现了公平正义的法律，平等尊重每个人正当权利的法律，才应当是至高无上的。如果有一个人篡夺了最高权力，制定了一些邪恶的法律，这些法律本身就没有资格成为法律，因为它不是良法。所以，法治包含着良法之治。
在古希腊时期，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对法治做过最好的解释，他说："所谓法律就是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而且这种法律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由此可见，法治是有价值倾向的概念，不是什么法都可以来做最高统治者的。
四、法律工具主义很危险
过去由于法律工具主义的观念大行其道，相当多的官员和公民都对法律采取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什么叫机会主义的态度?就是法律对我有利、能够促成我的目的，我就服从它;法律如果对我要达成的目的构成一种限制，我就绕过它，甚至践踏它。这是可怕的。
在中国这样的社会要树立法治观念，必须树立法治主义的法律观念，要排除、抛弃法律工具主义的观念。
什么叫法律工具主义?法律工具主义有两个基本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在法律工具主义者看来，法律就是国家的工具、政府的工具，是国家和政府管理社会的工具。这个观念不是没有问题的。
在合理的法律观念中应该做一个颠倒，政府才是工具。政府是谁的工具?政府是法律的工具。在法治社会，我们为什么需要政府?是因为我们想通过设立政府来让官员执行法律，适用法律，保护法律。政府存在的理由，是它可以成为实施和保护法律的一种力量，因而，在法律与政府之间，政府才是工具，法律是至高无上的主宰。法律工具主义的观念把主仆关系颠倒了，说法律是政府的工具。
当然，话说回来，说法律是工具，我刚才认为"这句话不是没有问题的"，但并不意味着它完全错，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对的。在什么意义上是对的呢?就是必须首先承认政府是法律的工具，政府和老百姓都要站在法律之下，平等地接受法律的管辖。这是一个前提。在这个前提之下，政府为了管理社会，它又得利用法律，把法律当成工具来管理社会。所以，说法律是政府的工具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它的条件是首先承认，就主要方面来说，政府才是法律的工具。在次要意义上才可以说，法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政府的工具。同时，我们更有理由说法律也是公民的工具，是我们每个人的工具，我们用法律来保护自己正当的利益，排除他人的侵害，用法律来引导和监督政府，让政府更好地履行法定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