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招生人数急剧减少，下降到约800人，一部分教师被调出学校，专业课程大大削减，教师、学生分批下放劳动或参加政治运动。1963年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后调整了政法院系设置，把全国政法学院调整为北京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四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湖北大学4个法律系不变，规定全国政法院系每年共招收1，000—1，500人。1964年1月，教育部和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制订了《法律专业四年制教学方案》开始在四年制的政法院系试行，对法学教育中出现的弊端进行调整。这一时期的法律专业本科毕业生为11068人，毕业研究生为143人，都低于前7年。[③]

　　有学者这样评价这一时期法学教育：“1957年后的政法教育既失去了法学教育的性质，也无法达到最低标准的大学教育”。[④]“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北京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等4所政法学院全被撤销，仅剩北京大学、吉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3个法律系，其中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一度被合并，另外两个也停止招生几年。据统计，1966—1970年，设有政法专业的院校数8个，年均招生数为0人，年均毕业数833人；1971—1976年，设有政法专业的院校数2个，年均招生数为114人，年均毕业数46人。[⑤]

　　三

　　恢复高考的当年，北京大学等作为“文革”结束后第一批招生单位开始招收法科学生，从而恢复了共和国法学教育。到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1992年，法学教育得到重建和发展，主要表现在：

　　法学教育层次逐渐拓宽。从办学层级来看，除研究生（含博士、硕士）、本科、专科、中专等全日制学历教育外，“成人高等法学教育也有很大发展，中央和省、直辖市所属的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已有21所；司法与劳改劳教干部学校有29所；地市级政法干部培训班有80多所，全国已经形成多层次的、完整的政法教育体系与网络。”[⑥]

　　法律院系相继恢复，新办法学院系数量大幅增加。西南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等政法院系相继恢复和发展，到1986年底，全国综合大学法律系共36个，部属政法院校5个，职业大学、专科学校、民族学院法律系16个。[⑦]到1988年增加到72所。[⑧]

　　接受法学教育的人数大幅增加。据统计，仅1980－1988年，全国法律专业本科毕业生达到45388人；法律中专生原来也没有，从1981－1988年，共有毕业生116671人；在此期间在校法学硕士研究生3821人，博士生130人。[⑨]我们再以法学教育为主要任务的5所部属政法院校为例，自1986年—1992年这五所院校接受本专科教育人数总体上呈逐渐增加趋势（个别年份有所减少）。[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