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并非1215年第四次拉特兰会议的发明，也并非纠问制程序的独创：查理曼大帝时期死刑审判程序、10世纪撒克逊法律的神明裁判审判，以及教会共誓涤罪程序中，只要无个人指控犯罪，其开启程序与此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三者都要求存在一个“公开恶名”（Public Fame， Common Report， Fama Publica， Male Fama， Infamia， Diffamatio）。
我们先看查理曼大帝时代的神明裁判。法国现代著名学者证实：
在查理曼大帝时代的郡法院，由被害人或其代表做出一个控诉，通常是司法机器启动的必要前提。但是，在许多案件中并无这样的控诉，因此它有时无法获得。地方官员可能已经在使用“Rügeverfabren”程序，即对那些“公开恶名”（fama publica）所指向的严重犯罪的嫌疑进行调查；这种调查的结果代替了一方当事人的告诉[25]…（该程序）专门适用于杀人案件，是一种预备性调查手段，其目的不是证明一个犯罪，而是在指控一个人或数人犯罪时判断是否充分，因此其调查结果充当了对犯罪的指控[26]……拥有重要权力…代表查理曼大帝权威的王室巡回法庭，可以审判任何案件，但是，只能在履行调查“公共恶名”——即Rügeverfabren——程序结束以后才能受理、传唤，并进行审判。[27]
学者考证，在意大利，这种程序是根据丕平王的法规建立的，而伦巴第王国引入该程序也是继承了法兰克制度。[28]“Rügeverfabren”程序是德文的表述，不言而喻，早期德国也盛行这种制度。
不仅欧洲大陆，撒克逊神明裁判制度也是如此。自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研究陪审团起源的学者，越来越多地将他们的注意力聚焦于997年左右的AEthelred 立法，它规定了由12名乡绅宣誓的指控程序。我们看其条文：
cl.3，他们必须来到小邑法庭，宣誓既不指控无辜也不包庇一个罪犯；cl. 13.2，如这些乡绅得出一个一致结论，他们的意见要被采纳，如意见分歧，应依其中8人的多数意见为准，而持少数意见者要被罚以重金，每人三马克或两磅。[29]
德国著名教授布鲁纳尔（Brunner）1872年出版了《陪审团起源》一书，成功地建立了“法兰克王室调查”之源说，百余年来成为西方的主流观点；他经过仔细研究，对该指控制度评价道：这12名乡绅“仅仅决定被告的名声好坏，其目的是决定采取何种神明裁判方式”，而不是审判；梅特兰的好友Paul Vinogradoff也得出类似结论：“这12名乡绅被召集起来，要指出何人被指控犯罪，并规定被告有罪与否的前提条件。”[30]
有偶无独，教会法的共誓涤罪制度也将“公共恶名”作为“私人原告”的替代者。据埃斯曼教授考察，早在800年代，教会法官可以基于“不名誉”、“臭名昭著”对相关神职人员开启程序，但该制度并不允许法官对其宣判有罪，而是以此为基础开启共誓涤罪审判程序。[31] 同样，1140年左右的格兰西《教会法汇要》规定，即使没有原告或证人，只要能够证明“公众持有犯罪名声”存在，那么它所指向的神职人员就必须共誓涤罪。[32] 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教谕Nos Interalios规定，当“公共恶名”存在时，即使无人指控，主教就可以强迫被告人宣誓；这里，教皇就使用了“公开的传闻等同于原告指控”的表述。[33] 教皇英诺森四世（在位1243-1254）要求：“当犯罪的嫌疑并不那么公开、传闻未达到广为流传程度时，不能开启共誓涤罪程序”。[34] 15世纪著名教会法学家Nicholas de Tudeschis （1386-1443/1445，又名Panormitanus ）在谈到教会共誓涤罪审判时指出：
宣誓程序启动之前，须有一个既存的公共恶名，即被告人曾经犯了某个罪的公众传闻，否则不能要求被告人宣誓… [35] 在进行下一步程序（即宣誓审判程序）之前，须有名声良好、地位尊崇之士持有对某人犯罪的嫌疑。如果被告人犯罪的名声只有其宿敌或无信之徒，或有伪证劣迹的人主张，被告人则不能被要求宣誓…[36] 被传唤到法庭的被告可以主张公共恶名并不存在，他有权要求法庭对这个前置性问题进行一个宣誓后的调查。[37]
据赫尔姆霍兹教授考察，英国教会共誓涤罪审判也存在类似程序。在1154年著名的约克主教威廉被毒杀案中，他的外甥有重大嫌疑，“全岛流传着该嫌疑的蜚语”；正是基于这个“公共恶名”，主教对嫌疑人提起了刑事指控。在奇切斯特教区的一个案件中，被告因私通被法庭传唤，但他否认存在一个针对自己的“公共恶名”，于是接下来通过调查程序来确定该问题，该案卷记录显示：“调查的结果：宣誓的人们说在上述教区并不存在这样的传闻，因此法官……释放了他。”[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