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有两种，一种是产生于人权，集中体现人权的主权，即民主的主权；一种是由少数人独占，排斥、压制人权的主权，即专制的主权。民主的主权是人权的集中体现，主权与人权本来是一回事，不存在孰高孰低的问题；专制的主权排斥人权，主权与人权根本对立，不是孰高孰低的问题，而是孰生孰死，孰胜孰负的问题。

　　爱专制的国家（主权），实际上就是忠于专制统治者，忠于专制制度。富兰克林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我们应该爱的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民主的国家（主权），爱主权范围内的国土、海洋和岛屿，爱自己的亲人、同胞和民族，爱一切与我们平等交往、和平相处的国际友人。

　　韩寒说：“如果今天能为唐福珍、谢朝平而游行，那么明天我就一定会为钓鱼岛和奥运火炬而游行”。其本意就是，我们应该爱的是能够维护并体现人权的民主的国家（主权）。

　　八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的确兴盛过，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文景、贞观、康乾等等，都是这种兴盛的标志。但是，传统的中国是一个宗法性的皇权专制国家，国家并非全体国民的国家，只是依靠暴力夺取皇权的一家一姓、一帮一派的国家。所谓民族兴盛其实也只是一家一姓、一帮一派的兴盛，对于广大民众来说，还是鲁迅说得好，所谓盛世只不过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1949年，“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然而，只能祈盼并歌颂“大救星”的人，其实是站不起来的。果然，“大救星”成了“大灾星”，根子在于，中国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公民的民主宪政国家。1978年，“我们唱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中国人民能够富起来的根本原因是，执政党实行市场经济，把部分经济权力还给了国民，国民在经济上享有了部分公民权(财产权、经营权等）。但是，由于国民还不能在政治上享有实际上的公民权，才导致了权力腐败，贫富两极分化，官民矛盾不断加深等严重社会问题。

　　中国需要的是在公民社会基础上的现代化的兴盛，而不是秦皇汉武式的“复兴”。只有当中国人民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思想上都享有了完全的公民权，才能说中华民族在现代化的意义上兴盛起来了，才能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才能说中国历史进入了新纪元。

　　九

　　既得利益者们也在高举“思想解放”的旗帜，但是，真正的思想解放就是要从既得利益者所主导的“思想解放”（实为“思想蒙蔽”）中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