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况即使把酗酒司机当作病人来处理，还有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亟待解决：目前的医学水平和医疗资源都不足以应付如此大量的酒驾司机。不仅如此，考虑到酗酒还同时包含心理和环境因素，纯粹的医学治疗即便能从生理上消除饮酒基因，如果不改变病人的心理习惯和生活环境，同样难以杜绝酒后驾车现象。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姑且不论效果如何，所有这些治疗方案的经济成本都可用天量计，没有任何一个司法系统能够承担。因此，所谓以医学治疗代替刑罚处分的“人道方案”，很大程度上只是“看起来很美”的镜花水月。

　　刑罚处分 vs. 技术控制

　　透过斯托瓦案件的争论，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当代国家在习惯性酒驾面前的无奈：如果付诸刑罚处分，符合比例原则的轻缓刑罚很难起到预防作用；只有不太人道的无期徒刑才能保证实际效果。如果寻求医学手段的帮助，一则技术水平尚不够理想，二则容易造成执法逻辑的混乱，导致纵容甚至鼓励酒驾。而且不论长期监禁还是医学治疗，纳税人为之付出的代价都过于高昂。比如相比斯托瓦造成的些微损失，无期徒刑的关押成本可谓天上地下；但若等到大祸酿成方才采取行动，则再大的付出也难以弥补无辜生命的逝去。于是乎在法律的威严和人道之间，在对酒驾者的惩罚与挽救之间，在对执法成本和潜在威胁的权衡之间，国家陷入一个进退维谷的巨大尴尬，始终找不到合适的解决方案。

　　正是针对这种尴尬，一个名叫“反酒驾母亲联盟”（Mothers Against Drunk Driving，简称MADD）的非政府组织在全美极力推动一向新法令，要求对酒驾司机的汽车强制安装酒精锁点火装置（Alcohol Ignition Interlock）。这种设备直接和汽车点火回路相连，司机必须要先向吸管吹一口气，通过酒精浓度测试之后，才能发动汽车，否则就只有乖乖坐在方向盘后面慢慢醒酒。这个由酒驾中痛失爱子的母亲们创立的组织，通过游说各级立法部门，已经成功在全美大多数州——包括纽约、威斯康辛、内布拉斯加、加利福尼亚等——设立该制度。多项研究表明，仅仅加装这个简单的点火装置，就可以平均降低64%的酒驾频率。

　　当然，没有任何技术能完全限制人类的行为，反而总是容易被人为操纵。这个酒精锁点火装置也不例外，如果遇到存心作祟的司机，一般总能找到应付办法。比如随便找人代替点火，然后再换人开车；或者用吹风机欺骗酒精测试仪，再顺利点火启动。正是因此，“反酒驾母亲联盟”还在与有关科研机构合作，希望能够开发出通过检测驾驶员的呼吸甚至皮肤确定体内酒精含量的技术，以避免司机们轻易绕过有关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