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目前较为公认的医学定义，酗酒是一种受到生物基因、社会心理和文化环境影响而产生的慢性疾病，表现为对饮酒行为的控制力减弱，沉溺于酒精，思维受阻等，而且往往逐步恶化甚至引发致命后果。既然酗酒是个人无法控制的生理疾病，那么根据“责任基于过错而生”的基本法治原则，酗酒之人就不应对酗酒造成的损害后果负责。换句话说，作为意志自由的行为主体，个人只应对自己主动选择的行为承担责任。其他超越自主意志的行为，比如精神病人的犯罪行为，都应当免除刑事责任。从这个意义出发，以严刑峻法惩治酗酒者的醉驾行为，无异于将生理疾病归咎于个人过错，是打错了“靶子”，不仅难以真正遏制酗酒者的酒驾行为，更会误导社会其他成员，造成“杀人放火原来和酒后驾车差不多”之类的错误印象。医学界因此主张，刑罚——尤其是像无期徒刑之类的极端做法——并非处理习惯性酒驾的有效方案，正确的措施应当在于医学治疗和心理辅导，就像强制戒毒一样，通过消除酗酒的生理和心理病根，防止酗酒者继续饮酒。

　　毫无意外的是，医学界的建议遭到法律界的强烈抨击。最为常见的反驳理由是，即便酗酒本身存在生理缺陷基础，难以从根本上禁绝，但酒后驾车则显然属于个人意志的自主选择。言下之意，如果因为生理原因不能戒酒那是情有可原，但是喝酒之后开车上路则是故意置他人安危于不顾，依法就当受到刑罚处分。所以说，法律并非处罚人力无法控制的疾病，而是处罚对自身行为不负责任的危险分子。一个有力的证据就是，美国嗜酒者其实不在少数，但多数人都能做到酒后远离方向盘；有人知道自己酒后容易犯傻，可能迷迷糊糊中开车上路，所以往往提前就将车钥匙锁起来，或者干脆把车交给他人临时保管。相比之下，那些习惯性酒驾的杯中君子，显然具备危害他人安全的重大过失甚至间接故意。

　　不仅如此，如果允许酒驾者以疾病为借口逍遥法外，那无疑是鼓励公众毫无节制地享受杯中之物。这样一来，马路上横冲直撞的“杀手”司机可能要呈几何倍数增加，整个社会的交通安全系数则必然直线下降，甚至达到人人自危、无人敢上路的境地。极端情况下，个别人甚至会假酒驾之名，行故意伤害乃至谋杀之实。此等恶果，即便是那些主张“酗酒=疾病”的医生们，估计也不会有人愿意看到。

　　正是因此，法律界的立场迄今还没有受到真正有力的挑战。倒是在医学界内部，一直有不少尖锐的反对声音。据上世纪90年代的一项调查表明，80%的内科医生认为酗酒纯属个人恶习，而非生理疾病。更有评论者认为精神病学界的主张无非是“屁股决定大脑”，目的并非在于挽救酗酒者，而是为精神病医生们招徕生意，谋取不当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