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月有圆缺，杯有离合。上海世博开幕前夕，为检验世博运行能力，部分市民被派发世博预展门票进入园区，以帮助政府快速获得实验结论。我作为旅居上海的老市民、老党员、老光棍，自然应当模范带头，率先充当“试品”。于是，带上“炮弹”杯具上路。谁料，一到检票口，就收到志愿者掩耳不及迅雷的命令，不让我带杯具进入世界级公共场所。那一刻，世博园区仿佛化作了国际大酒店，让我想起了“禁止自带酒水”的所谓餐饮惯例；又似是矗立于东方世界的一座大机关，让我想起了屡次去法院告状、去政府调研时不让带水杯的安检经历。在那些人的眼里，我带的不是水杯，是“炮弹”；里面装的不是茶水，是易燃易爆危险品；我也不是普通的游客，而更疑似是恐怖主义分子。

　　幸好我的思想觉悟早已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且能胜寒，一时又想到了一连串的关键词：政治、大局、成功、精彩、难忘、平安、和谐……眼看着身边那位无奈的志愿者，想来他们只是“志愿”干活的，“志愿”早已止于报名，一旦穿上了制服、挂上了牌牌，就只有命令没有志愿了。民法学得再好，也不敢耍弄物以稀为贵的“意思自治”。上级一道命令，思想就得立刻统一，商量的余地也就荡然无存了。再想想中国的面子文化，办一次世博会，其实就是办一次“世界碑”，图个国际名声，载入史册。突然，一股高尚的自觉，扑面而来，钻进鼻孔，越过咽喉，直奔心田：办好世界碑，从我做起。我所能做的，必须舍弃小杯，顾全大碑。于是，握住“炮弹头”，就像扔掉《1988》一样，连同出门泡好的最尊贵的朋友送给我的最尊贵的茶叶，准确地掷向了离我大概五六米远的高雅垃圾桶。一发一中，成绩怎么也得十环。

　　这毕竟是政治，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应毫不动摇地牺牲最前者。冲在最前面的，通常都是堵枪眼、塞炮筒的。这一本土化处世定理、中国式政治公理，自小学就开始教导，一直灌输到博士、博士后、工作后、死后，成了鬼也不会放过的。我必须舍得，义无反顾、责无旁贷。但情感上，我又难舍我杯，真得不想扔。

　　这个杯，可不是一般的杯。制作工序上，我学的纯文科，不懂生产加工的原理和技术，更无从想象了，我这种书呆子、傻大叔只会偶尔“闭门造车”，不会闭门造杯。这无疑让我更加坚信“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人就是厉害，能够制造杯具，且能持续保温，不得不让我们为同类感到自傲。想开了，于我也没什么太敏感的遥远和太无知的神秘，毕竟是外行。在行的是，这个爱杯，是在我人生的那个站点交往的一位很不寻常的年轻女子送给我的。她知道我最爱杯具，就在那一年的教师节，作为节日礼物送给了我。虽然花费不多，但置换两张世博平日普通门票，绰绰有余了。日久情深，也早已够得上所谓“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了，如有损坏，我还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金，以彰显出杯具的一套指导思想：代表最便利的饮水工具，代表最高效的防身武器，代表最深厚的男女私情。可惜，如今已被我这个无情大叔扔进了世界级垃圾桶，心不疼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