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新作《1988》扔后感

　　韩寒最近出版新作《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友人劝我闲时看看。我是在地摊上买的，地铁上读的，地球上扔的。这是一部长篇小说，开本15万字，牛皮纸，瞧那封面颜色，卷起来更像一包土炸药。我随手一抛，投进上海世博园区检票口的高雅垃圾桶里，也没引爆里面的泡面残渣和各色宣传单子。当然，也就没有围观群众以及前来驱散他们的警察。

　　按理说，在文人那里，不应该随便丢弃书籍。爱书、买书、藏书，是常情。宁可不要卧室，也不能没有书房。风流的读书人，对书的情感，更是浓于爱女人。阅人和阅书均可无数，但阅人之后可以一脚踹之，一手甩之，旧情忘得一干二净，绝不复发，且是高度私密的；阅书之后，则要当宝贝供起来，摆在书架上，公开作为展示知识、表彰学问的第一手证据。这年月，女人和书，一到了文人手里，命运的差距就是如此悬殊。这里没有为什么。

　　我倒利索，竟把新买来的名人畅销书当作了临时上过的女人，弃若敝屣。不过，我是理直气壮的。一来我不是文人，自然也就甭死守着那套流氓玩不起的时尚。这看似一副潇洒状，可在我内心也不无愧疚，毕竟那是作者的一腔心血，扔出手的刹那间，也有过极为短暂的恍惚。但静下心来，拖起猴腮，又觉得自己没必要那般自责，我花钱买的书，有抛弃的自由，祸害的是我的所有权，不是韩寒的著作权。这完全符合民法原理。念及此，我得意地撅起了长得有点刻薄的尖嘴。

　　话虽这么说，可是我当初并不愿意“喜旧厌新”的。带本小说，逛逛世博，读一卷书，行十里路，理论和实践会顿时密切结合起来的。但促使我产生扔书的念头的，不是我够不上文人身份而扮出的冷酷，也不是我自负于民法专业而装满的蒜泥，而是深深地发端于陪伴我两三年的那个杯具。

　　事情是这样的。近年来，我骂人无数（但自认为树敌还是太少），喊破了嗓门，熬干了唾沫，所以出门必须携带一只水杯，也巧，它形如炮弹。这么强大的杯具，握在手里，特有安全感。遇到欺负我的武夫和泼妇，可作为男子防身器，一杯子夯过去，注定是一场悲剧；碰见招惹我的权力和官吏，我可赖在机关不走，坐下来打开杯子，喝茶聊天，和那些在上级面前是狗、在百姓面前是狼的得涩官儿们，谈谈心、讲讲话，免费普及人权知识，义务宣传法律文化，友情导游动物世界。为的就是让狗缩缩舌头，少舔腚、少摇尾、多守门，让狼收收牙齿，少咬人、少做人、多做狗。大多时候，我都是先赔进去大半个钟头的口舌，最后赚回一句“脑子有病”的四字鉴定，但我还是相信物有所值，杯子没有白带，它帮我一次又一次完成了针对政府的慈善公益事业。凡是大事业，没有白干的，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挨顿骂，又不会少二两肉，何况骂声来自当官的老爷、大爷、少爷，都是一些纯爷们，多有层次！尽情骂，反正我爱我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