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另一件误娶有夫之妇事中，何锦之妻任氏被其母偷偷领出，卖与杨中立为妾。杨中立死后，杨母怜氏幼孀，令氏兄任永福领回择配，不索聘财。任永福将任氏配与锁锦堂为妻，被本夫何锦侦知，以拐窝相控，判官曰：

　　查何锦未曾衔玉，例得还珠。因该氏已事二夫，不愿再收覆水，洵落落丈夫气也。惟念年逾不惑，尚泣鳏鱼，情殊可悯。锁锦堂误娶有夫之妇，本应离异，然破镜既不重圆，则明珠何妨补聘。着帮给锦钱八十千，以便另娶。任氏仍归锦堂完聚。如此权宜办理，庶几两面俱全，并非赵璧秦城，强作这番交易也。[5](卷二)

　　此案中何锦乃任氏本夫，故判官说“例得还珠”；而锦堂误娶有夫之妇，以情理而论，也“应离异”。只不过，任氏“不愿再收覆水”，破镜不能重圆。于是权宜办理，“着帮给锦钱八十千，以便另娶”。与前案一样，覆水难收是情理之内，而“例得还珠”也难说是情理之外，就情理而言，很难说何种处理是唯一的答案。但是，帮钱给何锦另娶，则可以“两面俱全”，正如沈衍庆在一件判词中所说的，“失妇而得金，得金即有妇”。[3](卷二)情理虽然可以权变，但利益平衡则不会变。

　　在明清判牍中，无论如何情调理处，利益平衡总是最根本的原则。甚至，在一些案件中，并没有多少情理存在的空间，似乎利益平衡才是唯一的目的。

　　且来看一件简单的案例：

　　清丰殷双兵从妹殷氏，随王三省为娼有年矣。双兵向以荒遁，今归而见之，不忍坠其家声，鸣之于县，断令从良，遂嫁与李灵山为妻。三省盖无寸缣一钱之得也。而无端失一高髻，虽束于法，然饮恨多矣。自发难端，虑难竦听，计嗾党郝宗孔以强掳事告，彼盖以为以贱争良，势必不得，而以夫还妇，托名固甚正也。夫殷氏业已寄豭，宁有专夫？既夫宗孔矣，何尚倚门省家。而当双兵告争时，曾不出一语以自明乎。独是双兵失妹而得妹，必不复利资财。灵山无妻而有妻，岂其缺然禽币。三省至无赖也，罪之可也，逐之可也，而使其人财两亡，进退无据，抑亦仁人之所隐矣！量于灵山名下追银十两，给与三省。[9](卷八)

　　这是一桩争妇案。殷氏曾随王三省为娼，被氏之从兄殷双兵告于县，断令从良，嫁与李灵山为妻。王三省“无端失一高髻”，于是让其党郝宗孔托夫名妄讼。前县之断事实明确，法律、情理也无疑义，殷氏之从良，即使王三省也明白是“束于法”。但是，王三省托名妄讼也并非无因。对此，判官理解为前判并未使利益得以平衡：从双兵和灵山角度而言，“双兵失妹而得妹，必不复利资财。灵山无妻而有妻，岂其缺然禽币”；从三省角度而言，“人财两亡”。于是，判官平衡利益——让得妻之灵山给银十两与失妇之三省。就人情和事理而论，王三省并无获得补偿的正当性，判官断给银钱所凭的唯一“情理”，就是不能使其“人财两空”，参照全判无处不在的利益审视，与其说这是出于道德理念的“仁”，还不如说是出于朴素的利益平衡理念。

　　以上这种单纯的利益平衡理念在以下这件田宅买卖案中更为明确：

　　前件审得：顾昉之父斗英于廿四年卖房与沈弘正之父沈昌德，得价九百两，越岁因造册推收，复加银一百两。后沈弘正于三十二年转卖于王汉，以原价一千两立墨，外又立修理三百两之券。当日昉之辈以其价外索价有言，而弘正则以修理实费为辞，故凭众亲友于三百两中议处一百两给昉之为绝加资，盖亦调停甘苦，就中乘除耳。今越数年，而昉之复有是告，似情觉稍远，而理亦不甚鬯。夫论受业，则今日之事王为政，王得房于沈，而令其加价于顾，有是理乎？彼沈弘正者，房业已转鬻于王，即有多价一节可议，而当日已吐三分之一与顾。今既不得房，又令其加银，有是理乎？但此事多年，今复聚讼，则惟是修理银另立契，在当日为蛇足，在今日得为昉之辈口实耳。且房价千金，而修理且三百金，恐当日数浮于额，彼王氏者，亦不过借修理之名以厚沈，是未可知也。今已无可据，惟阅议单及诸文券，则沈氏修理之说不谬，昉之贪婪之欲无厌。第昉之贫囊如洗，而当日以三百金为修理不无溢言。当以三百金原额令沈与顾平得之，则今日顾氏兄弟尚有五十金可加也。宜再断加银五十两给昉之，以均其额，且恤其贫。第房归王，王袖手而令沈补衿，非情也。断王出二十金，沈出三十金，共足前数可耳。昉之不执诉于当日，而生情于事后；沈忠代主摄政，既吝财而复不逊于辞，各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