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案中，蔡岩最初抱徐傅为继子，后来又立蔡言承祧，徐傅则退田归宗。讼端之启，是由于徐傅回赎蔡岩已卖他人之田，蔡言继而告争。徐傅赎蔡岩之田，于情而论，其与蔡岩有父子之旧；于理而论，田已为蔡岩所卖，徐傅备钱而买，买卖交易并无不妥。反观蔡言，其“无价而垂涎父卖之业”，显然违背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惟是明清时期的土地所有权不时受到乡族的干涉，“产不出户”和“先尽房族”的观念对田产交易不无影响。[8](P.12)正因为这样，判官才认为徐傅既然已经出姓，不必再恢复蔡氏之产。为了平息争端，不如将此田判归蔡言，但需“照契偿傅”。合理的契约行为被推翻了，这主要是为了照顾田产交易的特殊情理。在这里，正当交易的情理和“产不出户”的情理发生了冲突，或者说，田产买卖的情理具有多样性，尽管判官最后的处理是推翻了原约，但并没有打破利益平衡。

　　再来看一件清代的田土案：

　　施家垅为施族公山，有远祖四坟。坟之前左则施正泰私业茶柯园七股之一。泰叔开堂关说，令泰售尺地与曹左廷营葬，施得寿等怒其滋他族以逼处也，合而控之。已而泰亦雌黄其口，以附和众议。于是乎开堂几无以自白矣。然而孰立之契？孰得之价？何莫非正泰也者。此时而忽自变前说，适益形其串局耳。惟是卧榻之旁，难任他人酣睡；一抔之土，未必果属佳城。为左廷计者，正无须争此区区，贻轇轕之讼累。合断得寿等倍原价钱六千之数取赎，俾左廷弃兹蚁垤，别觅牛眠，仍不许施族转售添葬。[3](卷五)

　　在这桩田土案中，施开堂关说，其侄施正泰将私业卖与曹左廷营葬，并无不合。虽然事后在宗族的压力下，施正泰希图摆脱干系，但是契正价明，交易之事勿容置疑。从施族的角度，“卧榻之旁难任他人酣睡”；就左廷而言，“一抔之土未必果属佳城”。为了消除讼争，最好将地断归施族，方法仍然采用交易的形式。与前案不同的是，此判要求“倍原价”取赎，究其原因，应该是对施族干预交易的惩罚。

　　应该说，在明清时期，虽然并无“契约神圣”的原则，但契约在相当程度上被尊重，毁约行为无疑是不合情理的。但在以上两案中，判官基于乡族对土地买卖的习惯干预，对本来合理的契约行为都予以推翻，甚至并不总是像后案那样给予相关当事人以惩罚。在这里我们看到，立契买田是情理，“卧榻之旁难任他人酣睡”也同样是情理，情理本身并不一致。但是，判官在灵活调处时，却始终保持着兴讼各方利益的大致均衡。

　　这种情形在明清时期的婚姻案中也普遍存在。来看两则判牍：

　　王继浩童养之妇汤氏，道光十五年因荒出外觅食，时仅十三龄，被萧天贵拐卖与刘显仁为妾。继浩远佣粤东，十年始返。入其室不见其妻，自分永悲破镜。而氏年渐长大，知有故夫，密传雁讯，拐割之控继浩，所由不能自已也。但提鞫之下，显仁系乡里农民，足不出户，距浩家相去百里，亦乌从拐之割之。且有萧天贵婚书，足证其为误买，自属真情。况汤氏于继浩未遂双栖，而于显仁久酣同梦。与其璧返，莫若瓦全。着断令显仁出钱二十千文给继浩具领另娶。转卖之萧天贵俟缉获另结。[3](卷三)

　　这是一桩误娶有夫之妇案。王继浩童养之妇汤氏被萧天贵拐卖，事实并无疑问。只是，刘显仁距继浩之家相去百里，难知其拐，又有萧天贵婚书为凭，并无过错。就情理而言，继浩本是汤氏故夫，而汤氏又有归心，应该将显仁与汤氏判离；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汤氏与继浩“未遂双栖”，而于显仁则“久酣同梦”，“与其璧返，莫若瓦全”——也属情理之中。于是，判官“断令显仁出钱二十千文给继浩具领另娶”。乍看之下，两种情理都说得过去。深入思量则发现，后者的处理，没有绝对的输家，不仅兼顾了继浩和显仁的利益，而且还保持了两者利益的大致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