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案中，周锦锡控妻舅乔理邦隐匿存项。据周锦锡供，此钱项乃是其岳父临终时交理邦代存，嗣后索取时仅给利息。然而，乔理邦声称并无存项之事，其所给钱文和麦石并非利息，乃是地价和借项，由于原中已故，理邦的供词无法证实。而同时，周锦锡也并无钱项字据存在。所以，此案的事实是模糊的，判官既不能“遽准”又不好“批驳”，于是不得不加以调处——判官断理邦“措缴控数之半”，理由是“饮水思源，尚属情理”。需要追问的是，饮水思源固然是不折不扣的“情理”，但是，倘若周锦锡与乔理邦并无此钱项纠葛，判官会仅仅因为“饮水思源”这一“情理”而断给周家银钱吗？显然不会。如果“饮水思源”并不必然成为理邦“厚为资助”的理由，那么“情理”就更像一个调处纠纷的藉口。更为真实的逻辑可能是：在存项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的情形下，折衷平衡是风险最小的解纷办法——利益分剖，各予一半。而乔林生前为婿家“代司出纳，沾其河润，自所不免”的描述，虽然不无可能，但终归只是一种推测，其与“理邦家计日丰”的事实以及“饮水思源”的说词一起，共同构成了利益折衷的情理话语。

　　明清的判官在情调理处时，其最终目标虽然是平息纠纷，但利益处断却往往是他们首先直面的问题。在“耻于言利”的主流文化之下，利益的表达时常以情理的面目进行。为何情理能够承担这种功能呢？笔者在梳理“情理”的词义时指出：“情”共有四个义项，分别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感情、（趋利避害的）性情、（作为日常所见的事情或者事理的）人情世故，以及（包括实情和情节的）案情。除了“案情”这一义项之外，其余的“情”都无一例外地指向事理——自然感情上当为的事是一种当然之理，趋利避害的人性是一种普遍之理，日常所见的事情所蕴含的是一种平常之理。而“理”，就是指广义上的事理，除了事物之理外，还包括人伦之理。[6]我们看到，无论是“情”，还是“理”，都不是一种个体性因素，而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合理性。只不过，这种普遍意义的合理性因素，在具体的案件中，相对于一般规则而言，它通常是一种需要予以特殊考量的情形。因此，对于因利益纷争而引起的诉讼而言，无论“情”或是“理”，都蕴含着一种利益主张的合理性条件。而同时，无论是人情、情义还是事理，都是一种观念形态，它们若要作用于具体的生活，就需要一个载体，否则就是个虚有之物。在世俗民众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利益无疑是个重要的联接点，情和理都可以用利益来加以表达，而合乎情理与否最终亦会与民众的实际利益相勾连。所以，情理一方面作为一种利益主张的合理性条件而存在，而另一方面，又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的观念形态而存在，正因为如此，其便能够充当纠纷调处中利益表达的话语。

　　二、情理调处中的利益平衡

　　明清诉讼中的调处虽然以情理为话语，但实际上却在进行利益处断。不仅如此，在看似毫无规律的情调理处背后，其实还遵循着一种利益平衡的基本原则。

　　先来看一件清代的判词：

　　此案牵累七年，拖毙数命，乃彼此不遵，屡次上控，以致案悬莫结。细查情形，始终坏在张之才一人，不应将公田私卖于董开江等，得钱逃走。及张讯钦等呈控，经梁前县断令伊等退田，而伊等合计数十家，均种一亩二亩不等，田既断回，理应退价，乃张之浩贫苦，卡追无出，张之才又避匿不面，田价两空。无怪各买户拒死相抗，难伊等不应私买，然错在当先，以人情而论，似不能勒令伊等退田，全不给偿。再三酌夺，董开江与其穷追此田，不能收租，不如仍令各买户再出钱若干，交付尔自行置田，以作公产。断令每亩出钱八串，谕饬王国熙、沈子乾、罗裕琦、蓝田、丁海山、贺席珍、董正铭等帮同办理，向各户收讫，交于张讯钦等领取，收字送县备案，各结附卷。此谕。[7]（卷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