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情”是如此，情理范畴下的“义”也时常具有功利色彩。在一宗清代的继嗣案中，[3](卷二)萧发特外出多年未归，其嫡堂兄萧发授为其经理田产并从中侵蚀，幸有从堂兄萧润姿出为整顿，尚存田租三十石有零。润姿经管二十年之后，续增田租七十石，并在发授身故之后扶养其独子滨元成人，并族议滨元“继法特一子两祧”，后被族人萧发捷以“吞产指继”控告。判官认为，滨元“出大宗而继小宗”的确不合礼义，但族房又无应继之人，于是用情理进行调处——断令发特名下田租百石，一半作为祭产，立发特为祭户，“令其兄子永远奉祀”。有余五十石田租，“一半给予滨元，以笃周亲之义；一半给予润姿，以酬经纪之劳”。在此案中，滨元的“周亲之义”不假，润姿的“经纪之劳”亦真，惟是都需用利益来加以酬答，否则，情义仅化为道义上的感激，社会生活就显得过于形而上了。即是说，只有给予滨元和润姿田租若干，才符合民众世俗生活中酬答往来的“情理”。

　　类似“情义有价”的现象十分常见。比如，在一件同船殒命案中，[4](卷五)沈天诰与丘万超同船而商，“万超以洪涛殒躯，天诰以登陆幸免”，于是丘万超之子以谋命告沈天诰。判官说：“穷匠有何资斧，万无谋害情由”，否定了谋杀的可能性。但是，判官仍令沈天诰给招魂奠仪银一两。这是为何？其中的逻辑并不难理解：虽然丘万超之死与沈天诰并无必然的联系，但丘的死亡本身却是一个“利益损害”的客观事实，若不对“利益损害”进行弥补，讼争就很难平息，而弥补的责任人，当然是唯一有关联的沈天诰了。至于补偿的理由，似乎没有比“情义”更为合适的了——“此居则中表骨肉之情，而外则同舟共难之义也”。此种判决看似温情脉脉，实则在践行一种功利的理念。

　　在“情”与“义”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调处中“情”与“理”的意义。在一起定婚案中，[5](卷一)郭德祥有女讲娃，襁褓中许给袁东儒之子，后来，郭戊辰又为宋成功之子媒聘讲娃，郭德祥虽未允诺，但未言已经许人。郭戊辰于是擅过庚帖，并私取聘财四千。事情查知后，郭戊辰退还宋成功聘礼，宋成功亦送回庚帖。未料袁东儒之子未婚而夭，戊辰复申前议，德祥不允后被讼。未经讯结，郭德祥遂将其女许配给岳至肃之弟为妻，遭到宋成功控告。判官认为，宋成功当年并未立婚书，纳采也是后来所为，所以仍判讲娃与岳氏联姻。“惟于堂讯时，（成功）诉其家贫，无力婚娶，情有可悯。德祥当讼案未结之时，率将其女别字至肃，亦不候官断，遽行聘定，均有不合。”于是，罚德祥出钱十千，至肃出钱五千，帮给成功，为其子另行聘娶。在此案中，我们看到：无论是家贫无力婚娶之“情有可悯”，还是不候官断之“理有不合”（虽判词未言“理”字，但“理”呼之欲出），都构成利益补偿的理由。我们未尝不可以说，情与理都在利益之下得以沟通。

　　情理话语的功利性在明清判牍中并不鲜见，不仅 “情”、“义”、“理”单用如此，其合用作“情理”也是这样。我们来看一件清代的判词：

　　审得宜阳县民周锦锡控乔理邦隐匿存项等情一案。据周锦锡供称：伊父在日，双目失明。托其妻父乔林经管家务。嘉庆十二年，乔林病笃，唤伊夫妇及其子乔理邦结算账目，尚余钱五百八十千，交理邦代存。嗣向索取，仅陆续给钱数十千，及麦石等项，作为利息。去年，伊妻与理邦妻史氏口角，被其殴辱，因而控追。质之理邦，则称并无其事，所给钱文，系当锦锡地价，麦石又系借项。及阅粘呈当契，原中已故，真伪无从质究。查两家虽系至亲，如果寄存钱项至五百余串之多，亦应立有字据。况锦锡彼时年将三旬，略涉世事，岂不知预防后患。乃既无文约，又无见证，且事隔二十余年，适因妇女口角，牵连具控。索欠者，当不如是。盖乔林当日以岳翁代司出纳，沾其河润，自所不免。若执定存钱五百八十千，有何凭据？该县念系至亲，且理邦家计日丰，令其厚为资助，饮水思源，尚属情理。兹断理邦于一月内措缴控数之半，计钱二百九十千，由县饬领。嗣后，永不许再事讹索。[5]（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