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理”一词在明清诉讼中指代广泛，似乎所有的事物都可以被称为“情理”，从而用作调处的理由。这难免引发司法随意化的揣测。所谓“卡迪司法”，[①]或是“教谕式的调解”，[1]（P.21）都属此类。倘若明清诉讼中的情调理处果真是无章可循的话，很难想象当时的社会秩序何以维持。因此，厘清情理调处这一复杂的诉讼结构十分必要。具体言之，情理在调处中具有怎样的功能？调处本身又遵循着怎样的原则？本文打算对明清诉讼中的情理调处进行个案分析，以回应明清诉讼中的确定性问题。

　　一、情理调处中的功利逻辑

　　明清诉讼中的调处时常被称为“情调理处”，那么，在调处的过程中，情理究竟具有怎样的功能？是用“中国式的理智”进行“常识性的正义衡平”，[1]（P.13）还是有着更为细致明晰的意义？这显然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这里先从“情”字说起，且来看一件明代的判词：

　　前件审得：赛国楠有女赛氏，原配李留为妻。卅三年间，留以病物故，甫两月，赛氏即改适马二汉。时国楠出外行贾不与闻，而主婚者则有留弟顾新，即国楠之妻若子亦各受茶礼，列名婚契者也。嗣后，国楠归家，以蒙犯霜露之余，凡在亲戚亦宜垂顾。二汉妻其女，奈何陌路视之？于是国楠衔之而修却之，张德亦复从中怂恿，故以掳奸掠财烦宪牍也。夫媒契两存，母弟具在，安得以掳奸为辞？奸娶属虚，掠财不攻自破。惟赛氏丧制方新，二汉辄求婚媾，而赛氏遂掉臂他醮，死肉未寒，妆台重整，男女之情亦太急矣，应各杖以惩之。且国楠归而二汉恝然不顾，于情不妥，仍应断给银三两给国楠，为羊酒之赀。国楠告词太诳，张德怂恿是真，亦应并杖。国楠年已逾七，与赛氏俱依律收赎。[2](卷四)

　　此案中，赛氏本有夫李留，夫故后，赛氏改嫁马二汉，由李留之弟顾新主婚，赛氏母弟“亦各受茶礼”。孀妇改嫁，依律由夫家主婚。所以，虽然赛氏之父国楠行贾在外，但婚娶仍然有效。从律例的角度，唯一的瑕疵就是，男婚女嫁于“丧制方新”之时，于是判官各杖之。但赛国楠兴讼的缘由在于，其归家之后，“蒙犯霜露之余，凡在亲戚亦宜垂顾”，而马二汉妻其女，却“恝然不顾”，此事的确“于情不妥”。既然不宜判离，就需安抚岳翁，于是情调理处——“断给银三两给国楠，为羊酒之赀”。“羊酒之赀”的名义让利益的给予增添了感情色彩，而岳翁的感情损伤实际上也通过利益得到弥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在“媒契两存，母弟具在”的情形下，张德怂恿赛国楠以掳奸相告，图财显然，而其所挟者，不过一个“情”字而已。判官洞察世事，判银三两，其所藉者，亦不过一个“情”字。在这里，功利才是真正的行为逻辑，而情理，则更像一个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