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国刑法并没有明确提及单位自首，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单位组织就不能成为自首的主体，相反，这说明了法律具有滞后性。因此笔者认为确立单位自首制度有以下根据。

　　（一）刑法立法精神依据

　　自首制度的确立，“一方面有利与分化瓦解犯罪势力，争取绝大多数犯罪分子，激励和促使他们悔过自新；另一方面可以降低侦查机关破案的困难，减少打击犯罪的工作量，有利于犯罪案件的及时处理。”[3]这基本是世界各国刑法设立自首制度的基本出发点，因此，承认单位是自首主体是符合立法精神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单位自首制度的确立比自然人更有意义。一方面单位犯罪是一种群体性犯罪，其造成的社会危害性通常来说比自然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更大，为有效打击此类犯罪有必要确立单位自首；另一方面，单位犯罪不同于自然人犯罪具有直接性和显明性，其具有间接性和隐蔽性，因此，增加了侦破案件的困难，增大了司法成本和司法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因此，自首制度的确立，有利于单位自动投案，降低司法成本，为司法机关的侦查，起诉和审判提供了便利，最终提高了司法效率。另外，“《刑法》确立了自然人和单位的二元犯罪主体，就承认单位有与自然人平等的犯罪能力和刑事责任能力。按照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单位也应该享有与刑事责任一致的权利，自首的资格和获得从轻处罚的机会。”[4]因此单位犯罪自首制度的确立是符合《刑法》立法原意的。

　　（二）刑法基本原则依据

　　根据刑法第五条之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是我国刑法确立的罪责刑相适应的具体体现。根据这一原则，它要求在评价犯罪人的刑事责任时，应坚持社会危害性，应受刑罚处罚性和人身危险性的统一。因此，犯罪人成立自首的，可以从宽处罚是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这是因为犯罪人的自首，说明其人身危险性减小且具有悔改表现。这也实现了法制的统一，维护了法律权威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