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条文上并没有将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妨害公务罪的手段限于轻伤以下的行为，人为地对其手段行为进行限制，有违一般人的预测可能性，而且，从常理上看，既然致人轻伤尚属于暴力干涉婚姻自由、妨害公务，采取致人重伤、甚至杀人的方式的，更属于暴力干涉婚姻自由、妨害公务，更能构成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妨害公务罪。同样，不能将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罪限制解释为，仅限于偶然骗取少量财物，而不包括数额巨大的财物。因为，骗取财物乃至骗取数额巨大的财物通常正是招摇撞骗行为的目的，不能说偶然骗取少量财物的，属于招摇撞骗，骗取数额巨大甚至特别巨大财物的，反而不属于招摇撞骗。其实，立法者之所以没有对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妨害公务罪、招摇撞骗罪设置过重的法定刑，是因为现在所规定的刑罚通常能做到罪刑相适应，即便出现法益侵害严重的情形，也有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诈骗罪等罪名可以适用。因而，立法者不至于考虑某些非典型的情况而设置幅度过大的法定刑，而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要求。

　　四、总结

　　刑法分则中在过失致人死亡罪、故意伤害罪、过失致人重伤罪、诈骗罪、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条文中规定了“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通说一方面认为，该规定表明“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法条竞合适用原则。另一方面，为避免结论的不当，通常又自觉不自觉地适用“重法优于轻法”原则处理。或者人为地对构成要件的行为进行限制，如仅限于轻伤，不包括重伤、死亡，仅限于偶然骗取少量财物，不包括数额较大和巨大的财物，导致有违文理解释和当然解释原理的结论。其实，“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基本上属于我国刑法所独有，“纯属偶然”，“不必当真”。也就是说，该规定属于注意规定，是可以删除的规定。不管是否存在该规定，都应同样处理。

　　由于我国刑法理论在法条竞合认定和处理原则上存在严重分歧，不如直接一律作为想象竞合犯对待而“从一重处罚”，简单明了，省时省事省资源！而且，唯有把握为想象竞合，才有助于克服立法和司法解释所导致的处罚漏洞，从而实现罪刑均衡和刑法的公平正义。由此，结论列举如下：

　　1、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骗取价值3000元公共财物的，囿于刑法第383条的规定，虽不能构成贪污罪，但可以诈骗罪论处；2、集资诈骗98000元财物的，虽未达到司法解释所规定10万元立案起点，但可以诈骗罪论处；3、交通肇事司法解释规定，负事故同等责任，只有死亡3人以上，方能立案，若负事故同等责任，仅死亡1人或两人的，虽然不符合交通肇事罪立案标准，但可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论处；4、行为人先后实施集资诈骗、贷款诈骗、票据诈骗、保险诈骗行为，但每种行为均没有达到司法解释所确定的立法标准，但这些诈骗行为的数额累计计算达到诈骗罪的2000元立案起点的，应当以诈骗罪论处；5、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妨害公务罪的手段行为包括轻伤、重伤、甚至杀人的行为，故意致人轻伤、重伤、死亡的，构成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妨害公务罪与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之间的想象竞合犯，从一重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