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民族法律史的研究目的在于归纳、描述和总结民族法现象、民族法制度乃至于民族法学科产生、发展的基本历史脉络，一方面为民族法学研究提供历史上的参照与借鉴，另一方面使得我们能够较为科学地总结过去的发展规律最终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对于民族法律史，首先，从时间上可以分为古代民族法、近代民族法和现代民族法。其次，从研究视角上可以将民族法律史分为国家制定法、地区制定法和民族习惯法。国家制定法是指由国家中央机关对于全国范围的民族法制度所做的确认和规定，我国最早的关于民族法律制度的国家制定法可以追溯到秦代的《属邦律》；地区制定法是指国家内部某一区域内实施的民族法律制度；而民族习惯法是指某个民族内部根据本民族的生产、生活特点所总结并代代流传的处理特定法律问题的习惯性制度，习惯法具有悠久的历史，迄今仍在许多民族聚居区扮演着重要的定纷止争的角色。

　　2．民族法律制度

　　民族法律制度指的是现行的民族法律规范有机结合而成的统一的框架体系，主要指向我们通常所说的民族类“实定法”。由于其重大的实践价值，故也成为当前我国民族法学的主要研究对象[④]。1992年1月，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在第一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到本世纪末，要形成比较完备的社会主义民族法规体系和监督机制。这个体系应当主要是：以宪法的民族问题规定为根本依据，以《民族区域自治法》、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为民族基本法，以少数民族教育条例、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条例、民族事务管理条例、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民族自治地方单行条例等为配套法规，以所有的法律法规的有关民族问题规定为相应规范的逻辑结构，形成系统的、系列的、科学的、学科的、规范的民族法律法规体系[11]。民族法律制度以不同的标准可以作不同的分类。

　　第一，从纵向的角度来说，主要包括宪法、基本法律、法律、行政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以及自治法规等[12]。这一体系是与我国当前的法制体系完全对应的。也就是说，当前的民族法律制度规范已经呈现出完整的层级性特征。根据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这些民族法律规范层级有异，侧重有别，彼此间互相配合、协调，共同构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框架较为完整的民族法律制度体系。

　　第二，从横向的角度来说，包括民族区域自治法律制度和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律制度。有学者认为与以上两点相并列的类型至少还包括少数民族经济法律制度、少数民族干部法律制度等[13]，我们认为是有问题的。首先，从我国当前少数民族的分布状态而言，主要有聚居和散居[⑤]两种类型，与之分别对应的民族法律制度就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制度。其中前者已经于20世纪80年代就出台了全国性的基本法律《民族区域自治法》，而后者目前仅表现为以国务院相关条例为首的法律规范汇总，统一的立法尚在酝酿之中。其二，所谓的少数民族经济法律制度和少数民族干部法律制度等专项法律制度无论是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还是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制度中均有涉及，因此它们属于民族区域自治法律制度和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律制度分类项下的综合分类细目，不宜与前两种主要的横向分类相并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