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金融监管法制的内在冲突
为了扼制次级放贷人的信用扩张，规制“掠夺性贷款”行为，2002年美国乔治亚州率先制定了当时被称为“全国最严格的反掠夺性贷款立法”，该法规定如果二级抵押贷款市场上的投资者购买掠夺性贷款，他们将承担严重的法律责任。随后，纽约州、新墨西哥州也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明确规定贷款的下游投资者如果购买掠夺性贷款将面临罚款。[9]按理说，这些立法如果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和很好的贯彻，能够对危机的防范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由于二级抵押贷款市场上最大的投资者是联邦银行，因此各州试图控制掠夺性贷款的反次贷行为与银行迫切扩张次贷市场的利益冲动发生冲突。在此情况下，联邦银行游说货币监理署以阻止州反次贷法的实施。货币监理署自身的职责与其资金支持的内在冲突注定它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机构，因为它的基本监管职责是确保联邦银行系统的安全和稳健，而它的全部预算来源于对被监管银行的收费，这意味着它在财政上依赖于监管银行的收入状况。在这种复杂的利益纠葛下，最终货币监理署于2004年以州立法与联邦银行法相冲突为由先发制人地阻止《乔治亚州公平贷款法》等州反次贷法的实施，并宣布上述各州的反次贷法无效。[4]（P137）自此联邦银行可以自由从事州希望阻止的掠夺性放贷，从而使得房地产抵押贷款市场泡沫越吹越大。而放贷人的游说使反次贷的初生法律被扼杀在摇篮之中，从而使美国政府错过了一次扼制危机爆发的绝好机会。由此可见，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这种政策分歧和利益博弈，使金融监管法律的执行陷入困境，不仅现有的各种法律不能得到很好的实施，而且新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也很难出台与实施，从而最终将整个金融市场置于监管缺失的危险境地。
四、金融货币政策的失误
从某种程度上看，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与其说是美国金融系统长期放松管制的结果，还不如说是以前实施的长期被认为是有效干预的错误货币政策的必然后果。换言之，是格林斯潘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了这场金融危机的发生。美国不断降低利息的货币政策显然属于过度的政府干预，违背了经济需要调整的周期性要求，从而导致了目前的困境。[5]（P33－34）从2001年初到2003年6月，美联储13次降低联邦基准利率使之从起初的6．5%降至1%的历史最低点，并在此水平上停留了一年之久。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反映在房地产市场上就是房贷利率也同期下降。低利率促使美国民众放弃储蓄转而投资房产，加之银行过多放贷，这直接促成了美国房地产泡沫的持续膨胀。此外，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还“诱使”市场形成一种预期：只要市场低迷，政府一定会救市，因而整个华尔街弥漫着投机气息。然而，从2004年6月至2006年6月，美联储又连续17次加息将联邦基准利率从46年来的历史最低点提高到5．25%，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连续升息的结果是房贷成本的提高，房贷需求得到抑制以致房价下跌，次贷违约风险随之也大量增加，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由此引发的违约狂潮席卷各大金融机构。正如2008年9月17日日本《产经新闻》所指出，“造成日本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在泡沫经济时代各金融机构争相向不动产业贷款，最终形成了大量不良债权。这与美国的次贷危机造成住宅泡沫崩溃的构图相比较，真可谓‘何其相似尔’”。因此，此次金融危机从表象来看似乎是自由市场失败的必然后果，而“表面上的市场失效往往背后也有着政府失灵的因素”。[10]此外，美国政府不当的房地产金融政策也是促成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政府在表面利益的诱惑下漠视金融机构违反基本经济规律的行为”是酿成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11]为了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社会政策，早在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罗斯福为推行新政设立了房利美，为国民提供住房融资，帮助民众购买房屋，以提振市场信心刺激内需。1970年，美国又设立了房地美，规模与房利美相当。“两房”虽是私人持股的企业，但却享有政府隐性担保的特权，因而其发行的债券与美国国债评级相当。因此，在美国次贷危机的形成过程中，政府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政府不仅直接向“两房”注资，鼓励住房信贷市场的发展，而且还通过立法对其进行大力扶持，如利息减免等。而《社区再投资法》的实施使信贷机构被迫持有一些不良贷款的资产组合，从而促使次贷发展为掠夺性次贷。从1990年代末期开始，在宽松货币政策、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衍生产品加速创新的刺激下，“两房”的隐性担保规模迅速膨胀，由最初的7400亿美元激增到2007年底的4．9万亿美元。而在业务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两房”忽视了资产质量和风险控制，从而沦为次贷危机爆发的“温床”。在这种极力鼓励次贷发展的过程中，无论是政府还是各大金融机构，甚至投资者都陷入了一种致命的自负之中，有意或无意中放松了对风险的防范。每一种制度和产品的设计都完全以金融创新和所谓的效率为目标，却完全忽视了高收益背后的巨大风险，终致酿成大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