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被批评者拒绝表示态度，或对批评者打击报复，则应受到党纪、政纪和国法的制裁。”
至于司法机关，按列宁的观点，本应是作为舆论监督的后盾，他曾经指出，一旦报刊披露政府及其官员的问题严重到仅靠舆论得不到解决时，就要通过司法机关来起诉和判决。反观我国有些地方党政当局则是反其道而行之：某些地方的司法机关不但不作公民和媒体行使监督权的后盾，反而异化为地方贪官污吏的“家丁”、打手。有些地方党政领导人动辄调动警力，进行暴力拆迁，抓捕批评检举人和上访者。
人民司法机关本应是人民维权机关，过去说它们是“专政机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的错误说法；不料想现今有的地方司法机关倒成了名副其实的“对人民专政的机关”！
五、 必须赶快制定新闻法
要纠正这种倒行逆施，必须下决心推进政治改革，真心实意地建立保障公民、记者、媒体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的法律机制。当务之急是必须抓紧制定新闻法，保障公民、社会组织和媒体的舆论监督权和言论自由权，规范和保障公民和新闻记者行使公权利的行为，这是最重要和有效的治本的措施。
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是舆论监督的前提，是新闻媒体生存权之所系。联合国大会早在1946年就宣布说：“新闻自由当为基本人权之一，且属联合国所致力维护的一切自由的关键。”在1948年，联合国新闻自由会议草拟了两个文件草案，一为《新闻自由公约》，二为《国际更正权》。后来将两个文件合并，称为《国际更正权公约》，于1952年由联合国大会通过，于1962年生效。可以说，新闻自由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是现代民主国家，公民言论能够充分自由表达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但是，中国有些党政部门对新闻自由还存在误解乃至恐惧。早在上世纪80年代，全国人大就草拟过新闻法，但被当时一位领导人否定，理由是怕被人钻空子批评共产党。前些年有关主管部门的权力者甚至说：“如果制定新闻法，我们就不好管了！”这说明保障公民和媒体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还需要我们进行长期的不懈的努力。
【作者简介】
郭道晖，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导师组成员，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