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专制国家，臣民批评官家，被视为 “犯上”，“大逆不道” ，要受刑事处罚。改革开放前，我国曾经长期有所谓不许“矛头向上”、“反对领导”。 “文革”时期的“公安六条”更将它法定为“恶毒攻击罪”。新时期我国宪法已确认公民有言论自由和批评、检举、控告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利，并规定被批评者不得打击报复。但在实践中，旧社会官场的专横霸道和文革的无法无天至今仍有遗毒。
正如鲁迅所说的：“现在法律任意出入，虽文学史, 亦难免不触犯反革命第x条也。”（《致李小峰》，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六日）谢朝平的《大迁徙》报告文学的命运也是如此。鲁迅不说怕触犯反革命第n条，而说x条，因为，X是未知数或可变数，是可以任意出入的。鲁迅又说： “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枪毙或坐监的。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人，是先因为被人认为 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 许多罪人，应该称为 可恶的人。” 他们所犯的罪应当说是“可恶罪”。 “问罪在先，而搜集罪状…在后”(《三闲集o通信》) “他们的嘴就是法律，无理可说。” （《致曹靖华》，一九三五年一月六日）小民谢朝平居然胆敢揭露我们渭南的父母官，岂不可恶！他就活该问罪！
现在不是有人说鲁迅已经过时了麽？我看他的许多入木三分、鞭辟入理的言论，就好像说的是现在!
四、政府无权提起名誉权诉讼
这里还要指出一点，就是现在某些地方官僚对公民揭露他们的贪腐丑闻，动不动就控告侵犯他们的名誉，以毁谤罪抓捕检举人。这是对法治的无知和践踏。
名誉权诉讼属于私法范畴。政府机构及其官员的公务行为，是不能作为名誉权的诉讼主体的。在美国，司法先例从未给予政府机构以私法上的名誉诉权。1923年芝加哥市政府起诉《芝加哥论坛报》诽谤它在证券市场上的信誉。州最高法院判决说：“这一国家的任何最高法院从未认为或表明，对诽谤政府言论的控诉在美国法律中有一席之地。”196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某案判决中更进而宣布：诽谤政府的言论不能作为政府的制裁对象。
建国初期，党中央曾作出了《关于在报刊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规定“对于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工作的批评，在报刊上发表后，如果完全属实，被批评者应当在同一报刊上声明接受并公布改正错误的结果；如果部分属实、部分不实，被批评者应当在同一报刊上作出实事求是的更正，接受批评的正确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