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岭试验或许给我们一个启示：当把各种利益摊在阳光下时，有可能找到一个理性的妥协点，这个点也许具有长期的效果。
基于这种考虑，笔者认为，可以公开地讨论高干后代的利益，努力寻找平民百姓对这种利益的接受边界。有党校学者撰文讨论党的特殊利益，其实，这种讨论难以产生实质性结果。合适做法还是把党理解为一种工具，既人民利益的工具，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我们转而讨论党内的或者与党密切相关的某个群体的利益，譬如说高干后代的利益，或许更有实质性的意义。
对“高干后代”存在两极化的理解：一种理解是负面的，那就是他们利用公共权力，获得了巨大的私人利益，因而“不是好东西”；一种理解是正面的，那就是他们根正苗红，继承了老一代的优秀品质，而且比平民百姓懂得更多的治理智慧，因而“是个好东西”。
现实是在这两种理解的中间，一些高干后代的确具备良好的品德和过人的智慧，但也的确有很多高干后代以非透明的方式获得了很大的利益，尤其是巨额的财富。他们在人生发展的期望上，无疑拥有比平民百姓更多的优势。这肯定是不公平的，不管从哪一种正常的政治哲学出发。
问题是，现实政治无法消除这种不公平，民主化之后也不能。因此，我们就需要找到一个平民百姓可以容忍的不公平限度，或者说寻找现实的、妥协的原则。这些原则不一定符合某种公平正义理论的理想标准，但可能是切实可行的标准。
第一是财产公开原则。领导干部财产公示是现代政治中非常普通的制度，但在中国仍然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现在需要大大方方地实行，尤其是需要采取一些配套的制度和措施，让平民百姓确信你的确公开了。这是在财富占有问题上，精英层和平民层之间建立互信的第一步。革命家后代要带头这么做，这是革命家的优良品质所必然要求的。
第二是既往减责原则。公开之后就展现了一种互信的诚意，在这种诚意的基础上，平民百姓也许可以谅解某些财产的“原罪”性质。“坦白从宽”、“既往不咎”的精神可以运用于这个领域。但是“不咎”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个词的随意运用会导致没有是非感。高干后代的很多财产是来路不明的，是不正当的，甚至是非法的，如果都一概不咎，那么失去行为准则的信度。因此，对于公开之后的财产需要就其正当性的程度分类处理，但总体上采取“既往减责”的原则。这是建立在平民层对精英层谅解基础上的政治原则，是民主化过程中采取的原则，跟法律原则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