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化过程如何处理高干后代的利益
储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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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现状让很多人不满意，甚至让一些人悲观绝望，但是，如果能够看到一些积极的因素，或许可以重新点燃希望的灰烬。中国毕竟从半饥不饱的状态走了出来，绝大部分人只要勤快，毕竟还是可以找到一份维持生存的工作，知识分子毕竟可以上网发表一些别人不大喜欢听的言论，政府在面对民间压力时，也毕竟能够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善意回应。这些是我们寻找更积极变化的一个基础。
这种“更积极变化”的核心就是民主化。让人感到欣慰的是，由于中国的左右派都无法公开反对民主，更由于像温家宝这样的领导人频繁地发表支持民主的讲话，所以我们关于民主的言说可以越来越自由地进行。“民主”一词好像从网络管理中“脱敏”了，这是一种难得的进步。
当民主言说的外在障碍消除后，我们就可以深入讨论“民主化”的实质问题。“让一切摊在阳光下”，某某TV的这个解说词很好。一些国家的民主化过程充满了阴谋险恶，也就是很多利益不能摊在阳光下，不能在人民的监督中公开地实现。
当代中国政治中的很多秘密，除了那些真正的国家机密外，其实都是一些不好公开的特殊利益。领导们不愿意公开这些利益，有可能是因为对“平民容忍度”的认知存在偏差。其实，中国的平民对一些特殊利益有很高的容忍度。温岭民主肯谈实验中，一些领导就担心代表们对比较多的吃喝帐有很大的意见，结果没什么人提这方面的问题，大家似乎觉得这比较正常。这就是认知的偏差。再进一步说，很多高干后代财产丰厚，他们怕公开了会引起平民的愤怒，其实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秘密，公开了反而会化解愤怒。
公共的权力必须公共地运用，就像公共的理性必须公共地运用一样，从规范的意义上说，这在当今正常的国家都是成立的。但是在任何国家，公共的权力都或明或暗地为私人的利益服务，民主不能杜绝这种行为，只能在公共地运用与私人地运用之间设置界限。这个界限是模糊的、可变的，取决于现实政治力量的状况。
改革开放后，平民分享了精英层积极努力的成果，但也失去了对精英层的制约手段，以致公共权力的私人运用有了越来越大的空间，以致到了今天难以压缩的地步。于是，平民层普遍地渴望通过民主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些已经获得巨大利益的精英分子或许比平民百姓更清楚真搞民主意味着什么，所以不管口头上怎么说，心里面是排斥民主的。平民百姓的确对精英层的灰色利益很反感，但反感并不意味着完全剥夺。如果一方要拼命地保护既得利益，一方想打土豪，分田地，那么中国的民主化可能就是无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