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保护人民权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破除计划经济下所形成的各种区分，其中包括城市与农村的区分，本地与外地的区分。城市与农村的区分，集中体现在户籍制度上。浙江省在坚持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和人户一致的前提下，进一步放开户口迁移的政策限制，制定了更加宽松、平等、规范的城市准入制度。同样地，如何对待外来务工人员，浙江省也走在全国的前列。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01年12月8日来自江西、安徽、贵州的王小君、王芳、马丽珍等7名外来务工人员候选人，今天在义乌市大陈镇第十三届人大代表选举中，分别获得了参加投票的选民过半数的选票，当选为新一届镇人大代表。区分也同样表现在社会保障上。2001年0月1日开始施行的《浙江省最低生活保障办法》，使浙江贫困农民依法享有最低生活保障。到2001年12月中旬，浙江现有的23.2万名贫困农民全部依法享受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据省政府法制办负责人介绍，以法规形式将农民列入社会保障的保护范围，此举同样为全国首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通过政府提供特殊保护的群体，不再根据旧有的标准，如城市或农村这样的标准来进行划分，而是根据新的标准，即收入标准来进行区分。低收入群体的生活保障，必须得到政府的高度关注。政府提供的人权保障，不再仅仅局限于按程序执法，而且也包括保障基本的生存权。以杭州为例，在住房改革之后，实现基本的住房权的经济适用房制度，目标逐渐集中于为低收入群体基本的住房保障。

　　（二）政治民主化与政府法治

　　法治不仅仅表现在司法层面，在政府尤其是行政层面，有更为重要的表现。这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在政府决策中如何更好地反映和吸纳民意，即政治民主化，这是从政府与民众总体的互动关系而言；第二，政府执法过程中，如何更有效地减少违法行政，这是从政府与单个人的互动而言的。

　　浙江在政治民主化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杭州市的综合考评制度。杭州对市级机关实行综合考评，结合民意、目标和领导评价三个方面，其中，社会评价占50分，而目标考核占45分，领导评价占5分。表面上看，领导评价占比甚低，但考虑到目标考核机制中，包含着很多领导的意见，因此，领导意见占的比重，比初看起来的要高。这种民意与领导意见的结合，具有典型的过渡性的特征。真正的创新并非在领导意见的加入，而是在民意的引入上。如何在民意的基础上进行权衡，而非单纯根据民意来进行简单地回应，是这种结合型的考评制度的本质。无论如何，引入民意，并且公布根据民意而获得的评价结果，都是在现行体制下的一大创新，可以有效地改变政府作风，促使其更为关心普通百姓的疾苦，从而促进政府与普通老百姓的关系。而且，通过这种调查发现民众最为关心的难处，可以归结为“七难”（包括困难群众生产就业难、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行路停车难、清洁保洁难、办事难），不仅如此，通过历年调查，还可以发现在这些问题上，是否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在基层政府方面，浙江的村民自治，已经进展到制定“乡村典章”，并根据典章来决定村公共事务的程度，已经实现了很高程度的民主化和法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