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建立起法治需求与供给之间的良性互动，我们进一步提出区域法律生态学的概念。简单地说，我国现行法制建设的特殊性，与两个因素密切相关，第一，我国现行的地方法制，是在单一制的条件下，扩大地方的自主权，力图打破在计划经济下“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尚未形成一个固定的模式；第二，我国现行的地方法制，与中国正处于转型过程有关，在转型过程中，一切都处于迅速变化过程中，制度同样处于迅速演变的状态，而未形成一个稳定的型态。这两个因素又可以归结为一个因素，即，由于我国幅员辽阔，无论是地理环境、经济发展程度还是所秉持的文化观念，各地间都存在极大的差异，法律如要符合各地的实际需要，就必须针对当地的情况，予以进行必要的调整。因此，我们提出“区域法律生态学”的概念，包含着如下几层含义：

　　1、必须突破单一制与联邦制两极化的思维模式。在大部分人的观念中，要么是单一制，地方完全是中央政府的执行单位，要么是联邦制，地方和中央都各自有自己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系统。然而，这种两极化的思维模式，并不适用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对于中国而言，长期而言形成的大一统，单一制乃是历史传统，具有天然的正当性，且符合民众的习惯和观念。同样地，由于地区差异大，完全一统到底，也根本不具有可行性。实际上，在单一制和联邦制之间，还有大量的重叠之处。单一制完全可以吸收很多联邦制的因素，实现制度上的创新。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与这一大思路，有密切的关联。而这种创新模式，急需上升到理论层面，来加以总结，并为进一步的实践提供必要的理论指导。

　　2、必须强调法律与经济、文化乃至当地的地理之间的密切联系。法律并非处于真空之中，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律。法律的制定和适用过程，必定受到当地的经济、文化等各种条件的影响。因此，即使是全国统一制定、统一执行的法律，在各地执行的时候，实际执行情况仍然是千变万化的。当我们注意到这种差异时，就必须在全国统一的法律，与可由各地创新的法律之间，寻找更为合适的划分标准。例如，地方性的公司和地方性的金融公司，如小额贷款公司，完全可以由地方来制定具体的规定。我们将在“区域法律学”的框架下，界定和论证这个标准。

　　3、必须在允许地方创新和有效约束地方政府之间寻找更为有效的机制。目前，影响中国稳定和发展的一大因素，是如何既能让地方政府有创新的空间，而又不至于违法行政、暴力执法。为此，必须寻求更为有效的约束地方政府的方法和机制。此一任务，同样在“区域法律生态学”的框架下来完成。

　　总之，虽然我国众多制度和观念，自西方国家移植而来，然而，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有中国固有的文化、观念和制度，因此，解决中国的法治转型问题，不可能完全靠借鉴西方国家的理论而可获圆满的解答，而是必须进行一定的理论创新，以此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区域法律生态学”是我们针对这种方向而提出的一种初步的线索和指引，我们将在这个初步的指引下，来形成内容更丰富也更具体的理论上的完善和创新。